生命只有一次，教育应该让生命更美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学生曾这样描述旧中国的教育：“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幸的是，这种状况目前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当下中国教育仍存在严重的“去生命化”。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现代公民，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然而，现实中的教育却是从根本上对人本身的否定：人不是被当作人，当作一个本身就是目的的存在受到直接的、无条件的肯定——仅仅作为人本身应得的肯定，而只是由于其成绩才被间接地、有条件地肯定——这种肯定恰恰是对人本身的否定。在教育环境中，分数决定着学生的一切：被肯定还是否定，受赞赏还是屈辱。它是学生快乐、痛苦、希望和恐惧的源泉，是学生对之顶礼膜拜的上帝和偶像。如同商品社会中人的价值仅仅由其所拥有的金钱来衡量一样，在教育中，学生的价值仅仅由他所获分数来衡量。在此环境下，学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倾注到分数这个外在对象上，将其当作自己的内在生命，当这个外在对象受到威胁时，学生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在压力大到难以承受的极端情况下即会发生生命的毁灭：或者是自己的生命被摧毁，或者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摧毁别人的生命。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每年有那么多学生因为考试和升学而自杀与杀人。 在以考试和升学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体制下，由考试成绩决定学生能否升学以及升入何种学校，从而决定学生获得怎样的命运。由于分数决定着学生的命运，因而学生总是被驱使着不惜一切代价拼命获取尽可能高的分数。分数对学生命运的支配使学生始终处于沉重的压力和恐惧之下，学生成长的空间丧失殆尽，甚至使之感到“不能自由地呼吸”，这不是使人受到精心培养而是使人备受摧残的环境。正如幼苗的成长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样，少年儿童的成长也需要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对他们充分的尊重、关心、了解、引导和帮助，等等。 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无视学生作为人的存在而将他们变成挣分的奴仆和工具，变成一架“考试机器”。它的根本任务就是取得高分，但不幸的是它总是不能真正地完成这一任务——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总有比他分数更高的学生，至少总有更高的分数要求他去争取，这是贪得无厌的无止境要求，他总是不能达到这一要求而始终处于被否定状态。 攀比是无休止的，与更高的人比较，自己总是被否定，这是“恶的无限性”。与别人争高低的攀比心理使学生陷入对外在形式的盲目崇拜和疯狂追求，而忽视对真正内容的学习。学生全神贯注于自己比别人“强”还是“差”，而遗忘了自己的真实存在。分数这种外在形式掏空了学生的内在生命，使学生依附于它，并且只有通过它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分数作为学生生命的对立物，作为异己的力量否定着学生的生命。我们的教育激发起学生对单纯数量的狂热崇拜，把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变成抽象的数字符号，从而消灭生命，使人的生命虚无化。 教育的基础是生命，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对生命本身、对人本身的尊重和肯定，人不可能真正成长起来，人的道德、智慧、审美、批判性和创造性等一切也都无从谈起。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中，真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并不多见。 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是不自信的，而剩下的少数人的自信多是外在的、脆弱的：他在自以为比他弱的人面前得意洋洋，而在比他强的人面前却垂头丧气。他的自信不是内在的，他缺失独立的人格，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由于没有自己，所以只好用外在的模仿来显示自己，通过某种外在的标志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我们的教育却牺牲了人——仅仅为了分数，为了私利和虚荣。可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那么即使我们得到了整个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应试教育下，我们的学生怎能不缺少个性，缺少合作，缺少洞察力、批判性和创造性呢？我们的学生分数常常比外国的学生考得高，实际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却远远不及，这是有内在原因的。 “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培养不出大师？答案就在我们的教育方式里，我们的教育不给学生闲暇和思考的时间。罗素曾言，没有闲暇就没有伟大的事情。闲暇出智慧。我们的学生一天到晚全部心思都在应付考试，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思考，又怎么能有智慧和创造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