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浙江、上海两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高中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学生四类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新一轮高考改革在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关于增加应试负担、功利化选科、公平性质疑以及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新一轮高考改革在遵循教育规律，因地制宜，稳妥推进的同时，应在充分认识高考公平的复杂性、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科学决策的系统性的基础上，改进考试技术，促进教考联动、中高衔接，注重高考改革政策的持续性和发展性，在国家主导的宏观管理体制下，吸纳多方利益群体实质参与科学决策与政策执行。 关键词：新高考；利益相关；策略选择 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来，浙江和上海率先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省市相继开展试点工作；2019年，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从经历新高考的利益相关群体的视域解读新高考的现实困境，并在剖析高考改革的价值冲突的基础上提出策略建议，对高考综合改革的政策调整和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以高考综合改革首轮试点省份浙江和上海为个案，在2017年8月两地高考录取结束后，组织和参与了12场次的焦点小组访谈，了解受访者对新高考实施的现实困境及策略选择的看法。访谈对象包括学生46人，高中校长与教师51人，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21人，教育行政部门与考试部门管理者14人，共计132人。学生包括刚刚经历高考的大一新生和在读高三学生，高中校长来自浙江和上海的优质高中和薄弱高中，高中教师涵盖语文、数学、外语和选考各科目教师，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来自教育部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教育行政部门和考试机构涵盖省、市、县3级。对访谈资料整理与分析主要是运用MAXQDA质性分析工具进行三级编码，形成了142个开放编码、38个主轴编码和8个核心编码，运用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进行整理与分析，在类属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利益相关者视域中新高考实施效果的评价及相应的策略选择的建议。 从受访者的视角来看，新一轮高考改革在促进教育公平、促进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方面，致力于扭转传统高考模式下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争议，这使得新高考的深入实施步履维艰。 一、高考改革的现实困境 从浙江和上海新高考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视角来看，新高考“平稳落地”，各方获得感较强，尤其体现在满足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增加学生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中学特色发展和教育现代化进程，激励中学教师提升自身学科素养；倒逼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促进与中学的衔接，增强办学自主权等方面。[1]但是同时产生了“田忌赛马”的功利化选科倾向以及加重应试负担、造成新的不公平、降低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争议。 （一）关于应试负担 从受访者的访谈情况看，新高考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应试负担的争议，具体包括对学生学习负担、传统教学秩序、教师工作负担等方面的影响。 1.对学生学习负担的影响 一是新高考考试次数增加，在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机会的同时，多数学生不会放弃第二次考试。备考压力加大，增加了学生学习负担。二是备战等级考试（选考），考试战线拉长，冲刺高考提前，增加了学生心理负担。三是高中学校在高一阶段将全部科目开齐，增加了高一学生课业压力。总之，因为新高考在考试时间、考试次数、考试科目等方面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学生学习负担。 2.对传统教学秩序的影响 一是考试科目时间安排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浙江第一届学生选考时间在每年的10月和4月，上海等级考在5月，考前学生无心语数外，考后学习内容单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二是考试次数增加，每次考试的重视程度都很高，学校领导承担主要责任，考点学校承担更多工作，学校教学管理难度增加。三是考试次数增加，学校教学安排发生经常性变化，干扰正常教学秩序和节奏。总之，高考改革打破了传统教学秩序的平衡，高中教师群体对高考改革干扰教学秩序反映比较强烈。 3.对教师工作负担的影响 一是考试科目改革后学生的选科偏好，导致生物、地理教师结构性缺编，在职教师工作压力大。二是语数外三科的教师和选考（等级考）三科教师之间工作量和工作时间不匹配，造成语数外三门教师工作压力与强度增加。教师工作压力呈现出结构性的不平衡，物理学科教师出现剩余，教师绩效考核评价面临挑战。三是高考改革初期，因为对改革政策、考试难度等目标不明确，教师压力感觉增加。在笔者针对某高考改革试点省份高中教师发放的问卷调查显示，84%以上的高中教师认为，新高考以来教学压力和心理压力“比以前更重”或者“多数时间觉得在加重”。 （二）关于功利化选科 新高考实施“3+3”高考科目改革的初衷是鼓励学生发展兴趣特长，加强文理交叉融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实施过程中新高考在增加学生选择性的同时，也出现了“田忌赛马”和物理学科遇冷等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1.“田忌赛马”的功利化选科 选科并非仅仅根据学生的兴趣进行选择，而是受到家庭、学校、高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学生科目选择首先考虑如何将学习成绩最大化，在高考这场智力游戏中获得最好的博弈结果。这种充分权衡利弊的选择使选科出现“驱赶效应”和“磁吸效应”，即大量优秀学生放弃选考物理，而转向技术等相对容易拿到高分的学科。上海首轮高考试点中，地理是在高二首批等级性考试科目，多数学生都本着先考掉一门减轻高三备考压力的考虑，放弃自己的兴趣而选择地理科目。 2.物理选考人数“断崖式下滑” 无论是浙沪两地区域层面，还是学校层面，物理选考人数大规模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薄弱学校甚至出现个位数学生选考以致全部放弃选考物理的现象。这个结果与物理学科能力要求、学生学习基础、等级赋分评价机制、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关，有受访者担心，这将对我国高校理工学科、拔尖创新型人才、民族科学素养的提升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产生影响。2019年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省份多数倾向于选择“3+1+2”的科目设置方式，固定物理或者历史为必选科目，一定程度上会缓解这个问题，但接下来化学等科目是否也会出现类似问题，有待跟踪。 （三）关于公平性质疑 受访者对新高考的公平性质疑包括考试内容的公平性、考试方式的公平性和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平性等方面。[2] 1.考试内容的公平性 一是在考试科目设置的选择性衍生出的公平性问题。新高考“3+3”科目设置在增加学生选择性的同时，会出现趋易避难的倾向，大量学生弃选物理学科而选择技术等相对容易的学科，但技术等学科因为知识基础、师资力量等相对不足，与其他科目成绩不等值。二是考试内容的改革可能会对弱势群体学生不利。新高考在考试内容方面强调能力立意，作为一种改革方向得到普遍认可，但受访者表示薄弱学校、社会处境不利的学生短时间内会“吃亏”。 2.考试方式的公平性 一是等级赋分制的公平性。选考科目实施等级赋分制的初衷是解决不同选考科目之间分值的可比性问题，以等级制计分方式避免学生分分必争的现象，但受访者对其科学性与公平性感到焦虑，认为会造成“学霸给学霸当分母”的现象，这也是学生弃选物理学科的主要原因。二是考试次数的公平性。因为考试时间、考试群体、试卷难度和区分度等各种因素，不同考次分数是否等值受到质疑。三是综合素质评价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准不统一，中学层面难以操作，高校将其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还有待探索，带来信效度的质疑；另外，部分省份将综合素质评价划分等级也会产生不公平现 3.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平性 招生录取方式的公平性问题主要集中在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对弱势群体不利方面。受访者认为学科竞赛获得者、能言善辩者、物理成绩好的学生以及中上成绩的学生在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中更易胜出；而中下办学水平的学校、社会处境不利的学生更不易在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胜出。综合素质评价标准的不统一和专家面试的主观性等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综合评价招生的公平性。 （四）关于人才培养质量 受人才培养周期的影响，高考改革的有些问题还需要从更长远的时间角度来考虑，新高考带来生源结构多样化、生源质量差异大，考试改革与课程改革不同步等问题将会对人才培养质量带来何种影响，尚待观察。 1.生源结构多元化 新高考模式下高校生源结构多元化表现在选考科目组合多，同一专业学生的学科结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生源结构对高校人才培养来说是利是弊，尚难权衡。浙沪两地高校开始采取初步措施，比如对某些没有选考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学生以自学、微课、选修课等方式进行补课。多元化生源结构对高校专业教学、特色专业建设等带来挑战，倒逼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2.生源质量差异大 因物理选考人数下降、考试难度降低等因素，学生的基础学科知识不够扎实，对高校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挑战。一是专业间最低录取分数差异大，高校的劣势专业与优势专业间差距拉大，校内学生质量间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二是学生理工科基础薄弱，学生的挂科率，尤其是公共基础课的挂科率增加，这给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带来很大压力。 3.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衔接 目前的改革顺序是考试改革先行，高中课程标准颁布和新版教科书出版在后，即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在时间上滞后于高考改革，导致在高中不同年级会出现“老课标、老教材、老高考”“老课标、老教材、新高考”“新课标、老教材、新高考”并存的现象，这使受访者感到焦虑，担心影响教学质量和备考工作，无形中也增加了教师的负担。 二、高考改革的理性遵循 高考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在新旧交替之际，原有模式包括社会制度、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群体和个体的行为模式等都有一定的惯性。除了客观教育资源的限制外，个体行为选择的趋利避害、多元利益诉求、高考制度承载的价值冲突等，都是新高考面临的现实基础，高考改革必须在价值冲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能作出建设性的策略选择。 （一）高考功能的复杂性 1.多重的功能 我国一直强调高考的重要社会功能与工具价值，高考不仅是高校选拔合适人才的主要途径，还引导着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方向；同时还承担着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更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与公平的功能。除此之外，受访者还认为，高考作为一种人生历练对个体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高考是对个人努力和价值的肯定。总之，在当前社会背景下，高考被赋予了基本功能之外过多的社会功能，甚至教育系统之外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寄希望于通过高考改革得以实现。如果将这些问题都归责于高考，无疑会背离高考的基本功能，即为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高考改革会因被捆绑了过多功能而步履维艰，因此，有学者提出要为高考“减负”。[3] 2.多元的属性 由于高考公平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高考公平具有多重属性特征。从受访者的视角看，高考的属性包括：（1）相对性。高考只是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高考公平是在承认应试者个体差异、区域差异等的前提下，寻求公平认可标准的过程。（2）发展性。高考公平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新的内涵，新高考在解决既有公平性问题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公平性问题。（3）合理性。高考公平是一种理想追求，具有超现实性，高考公平的合理性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充分权衡各方利益。（4）客观性。当前的高考制度依然是比较公平的制度，其客观性体现在程序上的严谨性、系统性和全方位的保障力度，还体现在应试者接受考试评价、筛选甄别等外在尺度的一致性。（5）多元性。新高考在强调选择性、多元录取、综合评价的背景下，高考公平的维度也更加多元。（6）差异性。新高考改革过程中高中学校根据自身条件选课走班，尤其是分类分层分班教学就是尊重了公平的差异性。（7）主观性。受访者对高考公平的评价是主观的，对同一件事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总之，高考公平属性的多元性是造成新高考公平性问题的原因，也是寻求新高考改革策略的路径。 （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这使得高考改革牵涉到多元利益主体，包括各级政府、高校与中学、教师与学生及其家长、不同社会阶层、性别群体等，高考改革过程往往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新高考必须权衡各方利益诉求，争取最大限度的价值共识。 从教育行政部门角度来看，高考改革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价值导向。高考改革的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实现高教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因而具有工具主义的价值导向。因此，新高考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批判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强调多元化的录取方式，为社会发展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同时，新高考也重视对弱势群体的补偿，致力于缩小省级高考录取率的差距、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也会受其立场的局限，使得科学与公平、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导向常常发生冲突，进而引发高考公平性的争议。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政策执行的不到位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2.高校：权力与质量 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对高考的诉求首先是获得优质生源，适应高校发展的需要，能够获得更好的大学排名。因此，新高考中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对招生自主权和生源质量的诉求是最基本的利益诉求，包括：一是在招生模式、招生专业和计划、确定选考科目等方面都要求有更多的招生自主权。二是获得更多招生计划，增加学校每年机动计划调配的比例，预留一定数量的招生计划向生源较好的专业或地区追加投放。三是获得更多综合评价招生的权利，希望进一步扩大综合评价招生的范围和比例。四是获得更好的生源质量，高校受访者担心限定选科会使潜在生源减少，如民办院校、高职院校等会倾向于将选考科目设置更宽泛，以求获得更好的生源。 从中学校长的角度来看，其目标是要在现有办学条件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办学优势，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考上好的大学；中学任课教师的关注重点则是自己的负担、压力、工作分配是否公平，自己教的这一科的学生能不能在高考中获得更好的机会。优质高中更倾向于选择教育的理想价值，致力于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在教育改革中发挥引领和担当作用，力争将教育回归到育人的本质；一般中学更倾向于选择教育的工具价值，即能让更多的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会体现在新高考博弈中，部分中学选科会具有强制性，对学生选课走班进行“套餐制”的安排，甚至有学校劝导学生不要选择物理学科，薄弱学校绝大多数学生则会放弃选择物理学科等。这种强制性安排源于中学校长或者教师各自的立场，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4.学生：理性与功利 学生在高考科目、考试时间和次数、考试方式以及志愿填报等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受到来自家长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影响，继而做出趋易避难的功利性选择。这种功利性体现在：一是追求更高的分数，不能完全尊重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趋向于选择较容易获得高分的选考（等级考）科目，而会选择放弃物理等较难获得高分的学科。二是选择更弱的对手，在等级赋分制的博弈规则下，家长和学生自然会有规避强者的选择倾向，出现“田忌赛马”的现象。三是追求更轻的负担，比如上海的地理和生物在高二选考，不少学生为了减轻高三的学习负担，无论是否有兴趣都会选择生物和地理学科。四是追求更多的机会，无论是成绩好还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参加第二次考试，综合评价招生考试也成为学生和家长“保底”考试录取的途径。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个体行动的目标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学生选择的功利性也是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三）科学决策的系统性 高考改革面临科学性与公平性的价值冲突，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是否能够站在多元利益群体的视角上，对高考改革措施进行科学论证，平衡这些价值冲突，是影响高考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 1.价值选择的两难 新高考面临选择性与科学性，科学性与公平性等价值冲突，高考改革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常常面临两难的价值选择。比如，浙江首轮试点中，等级考试时间在每年4月和10月进行，每门选考科目都可以考两次。因多次考试给教学秩序带来干扰，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对选考时间征求各方意见。地方教育考试机构、中学校长和统考科目教师同意改为1月和6月，可以减少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缓解学校管理和统考科目教师工作的压力。但选考科目教师和学生并不同意，他们认为原先时间安排压力适中，有张有弛，符合学习和复习的规律。再比如，选考科目实施等级赋分制就是政策执行者应对高考改革科学性和公平性价值冲突的选择。受访者认为，选考科目的等级赋分制在实施之初就存在异议，但是在实施标准分可能会引起更大范围公众质疑的前提下，政策执行者退而求其次选择了等级赋分制，就是在科学性与公平性之间做了选择。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出发，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尤其是针对在资源分配中可能会利益受损的情况，要进行科学的研判和政策补偿。 2.利益相关者的缺位 新高考是一场全面系统的改革，从政策方案的制定到实施过程的评价跟踪，各部门的重视程度与参与度都史无前例，但受访者对增加参与依然有强烈的诉求：一是高考改革政策制定者应该加强调研。受访者认为，高考改革专家对一线情况的了解远远不够，应该通过实地考察倾听民意做出决策，而不应该由教育行政管理者主观意志决定。二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依然有待提高。新高考征求了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但征求意见的程度依然有待深入，不应该仅限于管理者，而应更面向中学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利益群体。三是加强信息公开与透明。大学专业限制要求、学校对课程设置的规划应尽早让学生和家长知晓；综合素质评价尤其是社会实践环节，需要家庭、社会等多方合作提供资源支持；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要有明确的考试范围等。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站在多元利益主体的立场，根据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状况，做出科学判断，对政策价值进行选择，谨慎地平衡各利益主体的诉求。 高考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在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方面都应该有充分而科学的论证，受访者对此存有异议。一是新高考是否具备支持不同考试次数的环境。高考科目选考的假设是三门选考科目同等重要，处于相同地位，备选的所有科目是统一水平，但实际上目前不同科目之间的教学质量还有很大差别，比如物理与技术学科。二是改革是否充分考虑了与之匹配的现实基础条件。不同地区、同一地区内不同学校教师和教室等教学资源差异很大，很多学校难以满足选课走班的现实条件；技术科目的课程开发和师资配备与其他科目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三是选考科目的计分方式。选考科目实施等级赋分还是标准分，这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给出统一要求，而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对高考改革政策制定和调整过程中的科学论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高考改革的策略选择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千家万户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改革的基本目标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要正视高考功能的复杂性、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以及高考改革科学决策的系统性，在此价值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策略和政策选择。 （一）改进方法技术，加强科学决策 要加强对高考改革具体环节的科学论证，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的考试时间、考试次数、选考科目计分方式和考试科目等，要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政策调整，通过提高高考制度的科学性来实现公平性。 1.调整考试安排 一是调整考试时间。受访者普遍建议将选考（等级考）的时间放在高三进行，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强化知识基础，更加符合学生成长规律；避免高二高三不同年级的学生同台竞争的不公平，保障高三年级正常的教学秩序。二是减少考试次数。避免考试次数过多对学校教学秩序、教学管理和学生学习负担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同一科目多次考试带来的公平性质疑。三是学考与选考分离。浙江受访者建议将学考与选考分离，包括时间分离、功能分离和群体分离，将组织学考的权力交还给中学。第二轮试点的山东、北京等省份借鉴浙江、上海的经验，都将选考时间放在高三下学期进行；除了英语学科一年两考之外，选考科目均只考一次；浙江在2018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中将学考与选考分卷考试，这些问题已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初步解决，可以为后续改革省份借鉴参考。 2.改革等级赋分 受访者对如何调整等级赋分制有三种建议：一是科学处理等级分与原始分的关系，在保留等级赋分制及其功能的基础上，在考试内容、等级划分、赋分分值等方面进行微调。二是对等级赋分制进行技术调整，按照对不同考试科目的重视程度和考试成绩的分布，对原始分数进行加权调整，比如对物理科目进行调整等。三是探索实施标准分，实现不同批次考试成绩的可比与等值。当然，有研究者认为等级赋分存在的问题标准分一样存在。[4]为解决这一问题，浙江、上海等相继出台指导意见，提出建立科学合理的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即当选考某科目某次考试赋分人数少于保障数量时，以保障数量为基数进行等级赋分，保障数量按照国家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来确定，如浙江将物理学科选考科目的保障数量确定为6.5万。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而且并未改变选考科目等级赋分本身存在的科学性与公平性问题，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组织专家力量，探索更为科学的解决之道。 3.促进科学决策 新高考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改革举措的推出要进行科学决策，并接受实践检验。加强相关理论与方法技术研究和实地调查，为科学决策提供基础性依据，提高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科学决策的能力，是平稳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保障。一是加强高考改革的研究。包括新高考改革的模式、文理分科的理论基础、统考科目与选考（等级考）科目之间的关系、学业水平考试中学考（合格考）与选考（等级考）的关系、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的关系等。二是加强专业考试队伍建设。国家和地方层面组织专业化的研究团队，深入开展考试理论研究和考试技术研究，加强大规模数据测算，为科学决策和改革实施提供理论、方法与技术支撑。三是加强学校层面的校本研究。高校要组织专家、教授对招生限选科目、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方式和新生培养方案进行系统研究，加强对新生学习效果和全面发展情况的数据追踪，建立基于研究和证据的政策改进机制。高中则需加强对选课走班、分层教学、生涯规划教育、综合素质评价等问题的研究，因校制宜，扎实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二）加强系统设计，促进多方联动 高考改革要加强系统设计和多方联动，包括高考改革本身的政策系统性和动态性，以及高考改革与课程改革的联动、高校与中学的衔接、教育系统内外部和内部子系统协同推进等，共同支撑高考综合改革取得成效。 1.教考联动 教学与考试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新高考应保持教学目标和内容与考试标准和内容的一致性，保证高考改革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一是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有机衔接。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推进，2017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可以实现新课标、新教材和新高考的统一，高中学校要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解读高考改革方案，要抓住机遇，主动通过高考改革推进教育观念更新和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的深化。二是课程标准和考试标准制订要扩大参与度。在发挥专家资源优势的同时，应邀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参与相关标准的编制工作。另外，不能以考试大纲或考试说明代替教学大纲，避免又回到“应试教育”的传统模式之下。 2.中高衔接 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改变传统高考模式下高校被边缘化的现象，加强高校与高中的衔接，为高校选拔合适的人才。一是限定选科。高校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从专业发展所必备的学科基础出发，确定选考科目，增加高校对物理等学科的要求。目前教育部与地方已相继出台《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对高校与学生的引导作用初步显现。二是明确综合素质评价使用规范。受访者建议进一步明确高校使用规范，如何使用、用的程度需要让高中学校、学生和家长知晓，减少各方疑惑和焦虑。三是改变总分录取的传统模式。高校承担社会责任，落实高校自主权，改变传统模式下按总分录取的模式，综合考虑学生的兴趣特长等因素，引导学生、家长和中学改变应试教育取向。 （三）探索体制创新，重视政策调整 高考改革推进的过程中，要保持改革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更要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理性理解争议与质疑，引导后续省份进行政策微调，逐步完善高考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1.政策持续性 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保持改革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建立高考改革的长效保障机制，对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一是建立与高考改革相配套的长效管理机制。高考改革不仅仅是基础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问题，高考改革面临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协调解决。建议进一步完善高考综合改革领导机制，加强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二是建立与高考改革相配套的师资队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未雨绸缪，建立区域层面的师资调配中心，探索区域内师资的共享，同时重视引进和培养专业的生涯规划指导教师。三是搭建综合素质评价和综合评价招生的共享平台。建议政府层面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岗位，满足学校和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的需求；加强中学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化建设力度，确定相对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 2.动态发展性 高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动态发展性，部分问题的解决需要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深化改革加以调整。一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对政策进行前瞻性系统评估，从而改变高考改革过程中频于应对具体问题的被动局面。二是正确看待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新高考模式下师资队伍结构性缺编的问题等，传统高考招生模式下的文理比例、教师结构、教学组织及设施配套等都相对固定，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新高考对此带来的冲击会逐步趋于合理和稳定。三是理性面对有争议的问题。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改革中出现不同的声音亦属正常，关键是要坚持高考改革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的初衷，在对产生的问题进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做好政策解读。四是重视高考综合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微调。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意义在于在推进本省改革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为全国提供经验借鉴，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2019年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8省市应充分吸取前期试点省份的经验教训，优化改革方案，进行政策微调，避免前车之鉴。 （四）促进多元参与，实现协同治理 多元参与是调和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的途径之一。新高考在吸纳各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包括行政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不同部门之间统筹协调，利益相关者包括家长和媒体的参与等。在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大参与群体，拓展各利益相关者的实质参与途径。 1.多元参与 吸纳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是其参与社会义务本身的一种自我价值实现，是保证程序正义的前提。一是重视高校招生部门、中学教师、学生等高考改革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通过多种渠道使他们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并在决策中权衡相互的利益。二是倾听高考改革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中学校长和教师的声音，尊重其作为高考改革政策最基层执行者的价值和意义，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的顺利进行。浙沪两地高考综合改革的透明度较高，多方利益群体的关注与参与对改革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2.协同治理 罗尔斯批判直觉主义的公平观，认为它们由一些可能相互冲突的最初原则构成，不可能给出任何建设性的解答。[5]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看待高考公平问题，容易陷入直觉主义的冲突和相对主义的泥沼，而高考综合改革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其最终的决策应尽量减少对直觉判断的依赖，这就需要多元参与下的协同治理。一是发挥国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高考综合改革过程中，必须保障国家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在权衡各种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实现。二是构建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的新型教育治理体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吸纳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和协同治理，赋予学生、教师、中学校长等教育话语权，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重视学生、家长、高中教师等群体对高考综合改革的参与，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格局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王新凤.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效果分析[J].中国考试,2019(1):24-29. [2]王新凤,钟秉林.新高考公平性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基于浙沪经验[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4):38-46. [3]郑若玲.高考改革的困境与突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10. [4]章建石.关于选考科目等级赋分的改进:历史经验、现实限制与可能方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6(3):79-86，168-169. [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