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如今，一根网线、一块屏幕、一个好的教育产品，让因材施教真正成为可能。 提升效率 2019年的高考，黄冈中学广州学校的成绩再刷新高，重本率达81.5%。在中学教育竞争激烈的广州，黄冈中学广州学校教学成果亮眼。在其副校长孙传华的眼中，他们的“法宝”就是个性化教与学。 同样考80分，不同学生得失分原因却不相同，需要发现每一个分数背后的本质，进行个性化教与学。2015年7月，学校与科大讯飞开启合作。自那时起，学校陆续引进了智学网和个性化学习手册，颠覆了传统教学方法。 如同医院的CT一样，大数据分析系统可以帮助学校及时诊断学生、班级乃至全校学生学习的具体问题，进而对症下药。据统计，智慧教育给这所学校的教学带来很大变化：备课时间平均减少53%；批改作业时间平均减少42%；通过数据分析、科学工具、精准讲评，将课堂效率提升至少30%…… 实际上，这只是广州探索智慧教育的缩影。今年5月，广州成为2019年度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到2022年，广州人工智能教育将覆盖全市学校。 据了解，科大讯飞与北京师范大学一起承担的国家教育大数据专项研究，在统计了中国学生的35亿次作业后发现，其中60%的作业都是无效重复作业。在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看来，成绩好的学生可能做两道题就行，差一点需要七八道，这就需要精准的教育，而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因材施教。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将学生上课时的表现、课后的学习情况等转化成数据，依据这些数据就能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画像’，让老师和家长依次定位学习盲区，提供个性化指导。这也是目前科大讯飞研究的重点之一，通过人工智能，我们精准分析每个孩子知识掌握的薄弱环节，从而为他针对性地推荐个性化学习资源，让每个学生回家后的家庭作业都不一样。”杜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实际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革新在推动因材施教的同时，也在成倍地放大教育产能。根据《2018中国在线教育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2518亿元，同比增长26%；预计到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进一步达3亿人，市场规模将增至4330亿元。 谈及“互联网+教育”的优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帆认为可以用4个字概括，就是“提升效率”。他告诉本刊记者，“互联网+”教育可以节省教师和学生的时间成本以及教育单位的经营成本（场地等），同时“互联网+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模式还可以满足更多的教育需求。 “例如很多培训机构推出的线上课程，既可实现教师远程对少量学生进行订单式培训，同时教师在同一时间的服务对象数量也可以得到提升。”田帆对本刊记者表示，有了“互联网+”助力教育，可以创造增量，优化存量。互联网与传统教育的融合可以创造很多新的教育模式，也可提升教育的服务能力。 对于我国发展“互联网+教育”的优势，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信心满满。究其原因，他向本刊记者解释道：“一方面，中国的教育规模比较大，具有发展世界级的‘互联网+教育’平台的潜在优势。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推动‘互联网+教育’服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和技术环境。” 最终落脚点是教育 如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优化学习方式、提高教学效率、助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偏远地区，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匮乏是当地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教育信息化被视为能打通农村教育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有效途径。 《意见》提出，针对城乡、区域间优质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加快各类社会服务主体联网接入，推动实现偏远农村地区服务可及”，“开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社会服务在线对接，助力基本公共服务公平普惠”。 位于湖南湘西的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泸溪，就是一个写照。泸溪属于典型的山区县，交通不便，人口居住分散，很多教学点的位置都极为偏远。为了对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有效监测，泸溪建立起了全县统一的教育城域网，所有的城区及乡镇中心学校已经接入到教体局城域网中心机房。 “‘互联网+教育’使教育的公平性比以往的各个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泸溪教育城域网提供技术支持的天闻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战略投融资负责人杨毅看来，推动“互联网+教育”，并非简单做技术“加法”，最终落脚点是教育。 杨毅告诉本刊记者，教育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教一个是育。从教的角度来说，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让教的手段和对学生学习的精准程度上更加丰富，比以往的时候更有据可依，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从育的层面来说，对孩子的个性化程度和数据了解更多，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也会随之更加多元、更具针对性。“实际上，‘互联网+教育’重要的还是教育怎么跟互联网结合，技术方面本身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把它用好，却不容易。”杨毅说。 田帆认为，在基础教育领域，区域、校际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互联网+教育”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缩小校际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不过，他也坦言，目前互联网教育更多出现在教育培训领域，更好地满足了多元的教育需求，但通过互联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方面的成效总体而言还不够显著。 杨毅则指出，“互联网+教育”的推广依赖于地区发展阶段教育的认识度，以及用户所处的教育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层级不同等因素。因此，应用上要做到垂直化提升。从事“互联网+教育”的相关企业要对教育这个理念，以及教育内部运作和业务特别了解，以便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手段，推动教育事业创新融合和健康规范发展。 在陈锋看来，当务之急是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和体制机制创新。他认为，首先要加快“互联网+”学习成果的认定认可，使其能够获得跟传统学校教育的成果同等的认定。《意见》提出，“探索建立高校教育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在线教育课程认证等制度”，抓到了问题的关键点。其次，鼓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展“互联网+教育”。与此同时，需要面向贫困地区、落后地区，建立统一的“互联网+教育”的服务平台，向贫困地区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缩短与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此外，明确公办学校提供“互联网+教育”服务的定价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促进“互联网+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最后，要为具备数字化学校特征的一类学校提供创新空间，鼓励一些数字经济先行的地区，开辟“互联网+教育”先行实验区，进行新型学校、未来学校的探索实验。 未来可期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教育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优化了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使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政策、市场等多方面影响下，“互联网+教育”产业发展迅猛。 《意见》指出，促进社会服务与互联网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培育跨行业跨领域综合性平台和行业垂直平台。创新教育等社会服务平台建设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社会服务平台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网络课程、社会化教育培训产品按照相应规定和程序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培育在线辅导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新模式。 此外，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做出一系列部署和要求，将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 “未来‘互联网+’会成为我们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未来，杨毅自信满满。她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立体”。杨毅解释道：“现在追求的不只是寓教于乐，通过学校大数据，还可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压力程度等方面的情况。过去家长可能只知道老师今天留了哪些作业，孩子进校离校的时间等基础数据，现在可以知道孩子在课堂中学了哪些知识、老师又是如何评价的，以及通过孩子在校吃饭获取健康数据，全面立体地呈现出孩子一天的学习和生活。” 面对“互联网+教育”未来的发展，杜兰则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她告诉本刊记者，因材施教是一个梦想，技术可以让它进一步成为可能。实现因材施教的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不是单靠某一项技术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人工智能多项关键技术的融合。”杜兰表示，例如，收集孩子的日常作业数据，要用到OCR识别技术；完成试卷的自动批改，则需要用到自然语言理解技术。 对于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准确度，杜兰表示，一方面希望大众对新技术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希望包括教育、医疗等涉及到公共领域的数据更加开放。 田帆认为，“互联网+教育”未来大有可为，将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引导的重要性。他告诉本刊记者，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总会产生一定风险。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不断发展，同样面临两点风险。一是‘互联网+教育’在培训领域的拓展有扩大群体间教育差距的风险。二是‘互联网+教育’在公立学校的深入应用，会使强校与弱校的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在支持‘互联网+教育’发展的同时，还应针对风险及时施策，积极引导‘互联网+教育’良性发展。”田帆说。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谈及未来愿景，陈锋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互联网+教育”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将会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互联网+教育”的平台，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的“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而且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模式。同时，可以推动现有学校通过“互联网+教育”服务，加快转型发展，建立更加符合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特点的新型教育模式和学校形态。他预测，未来将会有一大批新型的教育机构涌现出来，这些教育机构将更加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和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优势，为所有学习者提供更加高质量、开放、多样化的教育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