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一名美国少年，因十六岁时和朋友涉嫌种族歧视的聊天记录曝光而被哈佛撤销录取一事，在美国社交网络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外滩君也收到了很多读者对这件事的观点。 有人力挺哈佛，认为这件事上，哈佛坚持了自己的价值立场。 也有人站男孩，觉得既然男孩在其后的经历中已经改变了自己，也诚恳道歉，学校应该给予学生成长的机会。 虽然网络上种种声音各执一词，一时间似乎难以决出胜负，但有件事逐渐变得明晰起来，那就是：美国名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录取学生也会衡量彼此价值观是否匹配。 在这场风波之前，提及顶尖名校的录取，家长更加看重的是学术成绩，活动含金量等明显可以衡量的事情，而价值取向的份量，可能还沉于深水之下。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忽视价值观的教育。 早在2016年的一次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滕珺教授，就强调了价值观的重要性。 她分享了自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时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是课前休息时间，她和学生聊天时问：“你们觉得哥大好不好啊？好在哪里？”其中一位学生的回答给滕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他本科就读的大学在美国也是一所不错的公立学校，那里的同学最关心的问题是“毕业后如何找份好工作”； 但到了哥大，大家更多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教育让世界变得更好”。这其实就是不同大学，给学生创造的价值观氛围的不同。 找个好工作是刚需，这无可厚非，但像哥大学生这样为他人考虑的价值观其实和找工作并不冲突，甚至是互促的关系。 对那些想要进入世界名校学习的孩子，作为未来的顶尖人才，是否具有全球视角下，不只为自己，还要为一个群体、甚至为全人类思考问题的格局，显然是有必要的。 即便不考虑录取，价值观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求学、工作、交友，每个重要选择的背后都浸透着价值观的影响。 那么，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孩子，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观？家长和学校可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国孩子要立足世界，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就这些问题，外滩君请教了滕珺教授的看法。 1.建立三个层级的金字塔型价值观 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而在滕珺看来，价值观也是一个“金字塔”，它一共有三层。 第一层，也是最需要被夯实的一层，是人类共通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例如，善良、勇敢、真诚等。第二层是群体性价值观。往大处说，可以是不同国家的人所持有的集体性观念。往小处说，可以是自己所在的群体秉持的价值观。第三层才是个性化价值观。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理论过于宏观，容易陷入空洞说教。然而，滕珺觉得，到处都是教育的时机。 例如在她的师门研讨会上，滕珺很注重价值观的培养方式。 她给学生定了一条基本规则：在做点评的时候，一定要说一点好的，也要想方设法挑出点毛病。这是对思维的基本训练，同时，也让学生去学会如何面对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声音。另一方面，她强调学生还要有基于事实的分析和判断能力。 2018年的数据显示，利用基于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的核心技术，科大讯飞的肺癌平均检出率已达到94.1.%。事实上，无论这个数据多么接近100%，患者还是会坚持把片子拿给主任大夫看。因为主任大夫不仅会看片子，还能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因此，AI.替代医生并没有那么容易。 以上方法似乎听上去并不难，但事实上，价值观的建立要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梁文道就曾在一档节目中提到，他收到过很多年轻人的来信，都表达了“我发现很难选择价值观”这样的困惑。 针对这个问题，滕珺笑言不用太过担忧。因为价值观的建立本身就需要一个碰撞、思考、沉淀的过程。感到困惑是正常的，重要的是“我得想想这个问题”的意识自觉。 “就像泥坛子里的水一样，看起来很清澈，但不搅动的时候它不是真清。搅动完了，它再沉淀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我真的想要的，你就很坚定自己的立场。”滕珺比喻道。 她给自己的本科生布置了一个任务。四年大学，回答三个问题：你是谁？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 滕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持续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 2.培养价值观，家长和老师先要想清楚 在过去的中国教育中，家长、老师的权威可能是被过分强调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从业者都知道了要尊重儿童，走进儿童的世界，但却发现很难把握那个度。 比如，幼儿园里，一个孩子坐在那切黄瓜已经切了20分钟，老师是否应该打断他，让他进行下一个活动，还是等他自己切够了停下来呢？不同的价值观，就会导致不同的做法。 还有，“尊重孩子”是否就意味着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他的任何行为，哪怕影响了他人，也要帮孩子找理由，做各种解释呢？ 滕珺认为，出现各种困扰的一大原因是，大家误把“以儿童发展为中心”等同为“以儿童为中心”。 “在低幼阶段，家长和老师需要以儿童发展为中心。意思是，在关注理解儿童的同时，也要知道儿童下一个发展的阶段和目标是什么。一定不会是放任不管，而是要适当地引导。” 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规训。 低龄期的孩子，正是价值观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需要父母、老师埋下人类社会所共同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的种子，也就是最重要的第一层级的价值观。 当孩子进入了中学阶段或青春期，家长往往会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好像不多了，或者和孩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这段时期其实也是孩子价值观的一个形成期，它还不稳定，需要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把它一点一点打磨成自己坚定的核心。 因此，滕珺建议，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要给他们自己成长的一些机会，适当地放手。孩子会在他的空间里，形成属于他自身的价值观。 大部分青春期的孩子，其实都知道父母是为他好，他需要的可能也只是父母的一句“我懂你”。 当然，触及底线的事情，家长必须做到零容忍。另外，家长还可以在相对外围的地方设一个“保护膜”，给孩子传达一些积极、正向的信息。 谈及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滕珺认为，它不是一个独立于学校日常教学生活之外的东西，它应该贯穿在科目、课堂教学或学校活动中。 滕珺曾指导天津的一位老师开展一堂主题为“你会问好吗？”的国际理解课。 一开始，整堂课更像是介绍世界各国问好方式的知识课。 后来，在滕珺的指导下，老师设置了一个全球化环境下的矛盾冲突点——非洲部落“亲脚丫子”的习俗，给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去这个部落旅游，和这个部落里的居民问好时，你亲不亲他的脚丫子呢？ 学生们讨论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不亲是不是就不尊重对方了呢？但是违背自己的想法去亲，自己也不舒服。那怎么办？ 老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能不能双方一起沟通商量，亲手行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平等、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其实也就包含在内了。而且这样的内容和形式，会让孩子有更加直接的体会。 滕珺表示，价值观不像知识，教了就会了，价值观的改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是老师需要有这样的意识。 3.走向国际的中国孩子，最需要这样的价值观 滕珺在两周前的新学说国际学校发展大会上分享了她最新的研究成果，放出了这样一张图。 “三科”课程开设学段 绿框：未开设／蓝框：部分年级开设／黄框：全部年级开设 这是她和她的团队完成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显示了语文、历史和道德与法制三门课程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开设情况。 这个研究项目今年3月启动，她的团队，在全国各地采集了128份问卷，有效数据104份。同时，她们还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走访了不同类型的国际或双语学校。 图中的调查数据令人震惊。无论是“三科”中的哪一科，在三个学段中均存在未开设的情况，并且都不是个例。在高中阶段，甚至有接近一半的学校，未开设语文课；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未开设历史课。 由此可见，中国还有很多学校没有意识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这些学校虽然是国际或双语学校，但其中大量培养的仍是中国公民。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熟悉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他谈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滕珺感到非常担忧。 这些年，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比如开设了茶艺课、陶艺课、书法课等，这是好的现象。 但滕珺强调，传统文化不等于文化传统，更不等于国家认同，这是三件事。 滕珺拿很多学校都开设的陶艺课举例，比如老师可以让孩子们做一个杯子，刻上写给爸爸妈妈的话，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这就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文化传统的过渡。 “为什么很多传统文化留存不下来，因为它不能回应今天这个时代。所以当我们要做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时候，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意义和价值。” 另外，即使做到了传统文化到文化传统的转变，文化传统也不等同于国家认同。这其实就是前文提及的第二层级的价值观。 谈及这个问题，滕珺分享了她在柬埔寨遇到的一个青年的故事。 这个青年出生在柬埔寨的穷山沟里。有多穷？用他的自己话说，小时候连条裤子都穿不起，兄弟几个得轮着穿裤子出门。出来以后，他半工半读，养活自己，还自学了中文和英语。 当时，这个青年说，过两天他就不做兼职了，要参与一些政治宣传活动，支持自己选择的政党。 滕珺非常惊讶：你自己饭都吃不饱，还去参与这些事？青年说：这个关系到他们这一代人和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 滕珺说，当时她肃然起敬。“这个青年也就二十岁出头，其貌不扬，但是他说完这番话后，太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我突然就觉得这个青年特别伟大。” 诚然，关于年轻人是否关系社会，心系国家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但滕珺认为，至少青年人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更多地为周围的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国家和世界作出更积极的贡献。这可能的确是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内容。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向国际舞台，滕珺很想告诉这些孩子：“一个人到了国外，外语再好，如果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身份没有认同，不尊重自己的文化，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当地人的尊重。当然，用合适的、对方听得懂的思维方式去和他人对话和沟通，是更加积极可取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