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有14个省、市启动新高考改革，这是舆论对高考改革的普遍看法。换言之，内地还有17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启动新高考改革，这些省份何时启动改革，采取哪一种模式（3+3，还是3+1+2），也令舆论关注。 这是从科目改革角度判断是否启动新高考改革，而这种判断其实并不准确。高考改革包括考试改革（科目改革、命题改革等）和录取改革，而录取改革比考试改革更重要。从录取改革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启动这方面的改革。而鉴于科目改革的成效受制于录取制度改革，目前各地对3+3模式和3+1+2模式的看法也不一，我国推进新高考改革，应该摆脱科目改革思路，在录取制度改革上多发力，先行一步。还没有进行科目改革的地方，并不一定要进行科目调整，完全可以继续实行原来的3+文理科综合模式，而主要在录取方式上进行改革，尤其是探索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 对于新高考改革，舆论关注较多的是科目组合调整，因为这直接关系到高中教学组织和学生的科目选择。而除科目改革外，我国新高考改革，还有录取改革部分，包括90所高校高考后的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取消高考录取批次改革，志愿填报方式改革，等等。这些改革，从2015年起，已经在全国各地推进，因此，从录取改革角度看，我国各地都已经在启动新高考改革。 但是，录取改革的力度，还很不够，比如自主招生改革，虽然从2015年调整到高考之后进行，但是，这一改革的核心理念，还是给学生一定的录取优惠，这让考生和家长把自主招生理解为获得降分，而非对学生实行多元评价；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本和科目改革无关，浙江早在启动新高考改革的2011年就有高校试点“三位一体”的招生，江苏省从2018年启动新高考改革，而在此之前，江苏已在高考录取中推进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但总体看来，大部分没有启动科目改革的省区，还对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采取观望态度。 从浙江、上海的科目改革实践看，要让科目改革取实际改革效果，必须推进录取制度改革。因为如果高考录取就按考生总分进行，那么，扩大学科选择权，考试选择权，都会被功利对待，出现为获得更高分数（等级）的选科、选考博弈问题。从3+3模式，调整为3+1+2模式，减少了学生的选择权，但由于仍旧是按总分进行录取，依旧会存在选科博弈问题。这是科目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还没有启动新高考科目改革的省份，之所以对启动科目改革有顾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不论是实行3+3模式，还是3+1+2模式，都需要加强师资建设、课程建设、场地建设，才能满足学生的选择权，这需要改革成本投入，只是实行3+1+2模式的投入要少一些而已。二是推进科目改革后，如果没有录取制度改革，还是按总分进行录取，究竟能多大程度扭转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问题？如果花了很大精力进行科目改革，而“唯分数论”依旧，那改革的意义就不大。 在传统的科目组合基础上，推进录取制度改革，尤其是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改革选择。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上海的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方式，在各省（包括没有启动科目改革的省份）高考录取中，在传统的提前批之前再增设一个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批次，可由42所“双一流”大学参加录取，在高考前发布招生简章，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业与综合素质发展情况进行申请，学校审核材料后给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填报志愿的资格，获得志愿填报资格的学生，在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公布后，根据高考分数和获得志愿填报资格的情况，填报综合素质评价志愿，综合素质评价录取院校按招生计划的1.5:1或者2:1拿学生档案，再对进档学生，进行面试考察，按高考成绩（60％-80％），大学面试考察（20％-30％），并结合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被录取的学生将不再填报后续志愿。这一录取方式，就逐渐建立起多元评价体系，会引导中学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 在这一录取方式运作成熟后，可以进一步推进“学校自主提出申请成绩要求，达到成绩要求学生可自主申请多所高校，高校独立进行评价、录取，一名学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选择确认”的录取方式。这就充分落实学校自主权，也扩大学生选择权。基于这样的录取方式，再进行科目改革，科目改革的价值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不同大学、专业在招生时，会自主提出不同科目与成绩要求，学生则根据大学、专业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兴趣、能力选择学科与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