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如何从愈发精致的“外在装修”，转向新时代“内在支点”的寻求？
原王凯
教育都要面向未来，但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如何去把握未来教育的核心课题？
我给大家提供两种思路：
第一种，加法法则，未来没有什么，未来需要什么，我给。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悖论，忒修斯悖论又称为忒修斯之船，这艘船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帆板坏了换一块，船桨坏了换掉，当有一天这艘船的部件都被换掉之后，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
如果把教育比作这艘船，当我们的教育一步一步改变了所有的构成要素后，还是原来的教育吗？
第二种，支点思维。什么叫支点思维？就是这艘船所承载的职责与出航的目的，当职责和目的不变时，航行的方向才会不变。
探索未来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史，“我们探索的越多，我们的未知就会越多。”这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探索中，我们发现已知的边界不断在外扩。我特别喜欢华东师大李政涛教授的一句话，我们的突破在哪里？在边界——在已知与未知的交汇处，正是人类待突破的探索和待完成的工作。
边界的突破并不意味着支点的改变，它会反馈和修正我们的航向，就跟忒修斯之船一样，不忘初心。
探索过程中没有100%的标准，唯有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有时候我们一摸下面，对不起，没有石头了怎么办？我们要先创造一块石头出来。也就是说，面对教育，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最佳实践为标准”的改革年代。
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人类待完成的工作从边界拓展的同时也在回移，进入学校教育的内核，影响着我们的教育。
我特别喜欢斯蒂芬·茨威格（奥地利文学家）的一句话，“思想虽然没有实体，但它需要支点，如果没有支点，思想就会混乱，因为思想无法忍受这种空虚。”
其实我们的教育，正是对人类待完成工作的审视，本质上是对未来教育支点的探寻。很显然，这将是一场烧脑之旅。
我们从人类待完成的工作倒推，其对立面就是已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帮助我们积累丰富知识，通过教育传承形成了一个不断确定的传输系统和内容宝库。
一旦进入稳定，问题就出现了。我们需要面对愈发庞杂的知识，精细化的分工，日趋固化的体系。但这个体系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们，而是明确标准的人工智能，这不是我们的专长领域，会带来对未来教育支点的迷茫。
以上就构成了我对“由人类‘待完成的工作’展望未来教育之核心课题”的认知：从愈发精致的教育外在装修，转向未来教育内在支点的寻求。
教育的支点不止一个。所以，我不仅将此次探寻分解成了四个题目，还在每个题目下展示了我的逻辑。题目是信息，逻辑是研究的基本规则。
我希望这次分享不是观点的传输，而是基于逻辑的思维共振。
“待完成工作”的研究意义
第一重思考：支点研究的内涵
为什么要先寻求意义？因为如果教育离开意义，可能就会丧失本心，人亦如此。对意义的追寻是我们探寻这个话题的不二法门。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人类“待完成工作”时，意义何在？ 其一，这提醒我们既要将目光置于人类当前的能力范畴，也要瞄向未来。其二，这也标志着对以“传承为主业”的学校教育的重新思考。稍微年长的人可能都听过“接班”“子承父业”，为什么？因为那时的教育权在家长手里。
如今，我们进入了教育发展需求3.0时代。从教育的主体责任、教育期望到学习内容都在变化，家长定制、个人选择和学会学习，成为时代的新需求。
2014年，我创造了一个词——缚身过心，是对当前教育的一个基本论证。
“缚身过心”所秉持的是一种身体隔离，直击心灵的教育封闭状态。以纪律束缚身体，让知识飞快传输进入心灵，真实的体验和感悟从学习中剥离。
在这种教育基本结构之下，课堂的时空观、文本观、教学观、文化观，以及课程改造观和学习设计观就被确立，并出现一系列问题。
除此以外，聚焦人类“待完成工作”的意义还在于展示出对学校教育未来属性的提前谋划；重新界定教育从业者的职责内涵与作用边界。
终身学习与教育革命
第二重思考：支点研究的背景
泰勒斯（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什么是万物本原”这个哲学问题的人，被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人”。“泰勒斯飞跃”为人类从简单经验到理性观察和认识世界提供了关键性支持，也开创了后世探索宇宙、探索人类本身的理性先河。
回到教育领域，《大教学论》的诞生标志着教育学开始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从此之后，教育就在探讨怎样才能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使教的行为超越肤浅和灌输，走向深刻和完整。即将教育的支点和教育人的发展作为一个并行课题加以研究落地。
从教育改革史来看，其后的诸多改革莫过于在此框架下进行分析、探讨和验证。
当前第一次教育革命已经完成。我们从原来的学徒制体系转向了大众式的学校教育体系。伴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技术飞速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从常态学校教育到终身学习的第二次教育革命。
此两者在学习方式上有明显差异，一个是“just-in-case”learning，一个是“just-in-time”learning，即从12年教育终生受益到随时可以获得知识与学习差异。
还记得“罗一笑”事件吗？这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性事件。
我们常说，今天的教育要培养孩子适应明天的社会。所以，我们对明天社会的基本判断，就会影响我们今天对未来教育的基本思考。
明天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通过“罗一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自我生产系统已经形成，自媒体时代正式到来，这种传播异常迅猛，甚至会直接颠覆事实，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骗捐已经变得真假难辨。
如果这是未来社会的雏形，那么我们的教育何去何从？我们教育的孩子能不能适应未来的社会？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罗一笑”事件还让我们关注知识的定位。
知识是什么？知识对于教育来说是核心载体。但知识正在丧失原本的绝对性，每一个知识、每一条信息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统统变成了“超链接”。
这种超链接背后正是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与待完成的工作。当知识的形态变化了，教育的支点会不会变？
学校教育的多元属性
第三重思考：支点载体的转变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们都将长期以学校教育为核心，构建国民教育体系。这是我一直坚守的一个基本判断。
那么，面向未来对学校教育意味着什么？有人说未来已来，如果已来那就是历史，未来还没来。未来是什么？是乌卡时代（VUCA），它具有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
所以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校外教育，不管是社区教育还是社会教育，统统需要面对的一个新命题——我们有没有能力让孩子连接已知与未知，连接当前与未来，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不确定的未来生存与发展。
为此，学校教育需要有预先排除危机的能力。
我们的孩子要能够在乌卡时代生存与发展，需要学校具备三种新属性：
第一，全球属性，任何国家、任何地域、任何学校皆身处扁平化的地球村中，在互连互通中已经再难以封闭与孤立，学校教育需要开阔视野，在更为广泛的时空内审视自身和规划发展。
第二，进化属性，透过历史阶段可见，能够始终立于潮头的学校都能保持教育的持续革新与自我进化。
第三，未来属性，学校教育不止是在传承，还需要更多地向未来张望，进行趋势研究和分析，构建具备“预见性”的教育。
当我们的孩子成为教育“完成品”，我们的社会就变了。未来将是一个新支点。在我看来，边界的突破和变化将会创造我们教育的新支点。
寻找学校课程的未来坐标
第四重思考：支点外显的样态
最后，我们需要为教育寻找一个稳定而持续的载体。目前来说，作为育人载体的课程最为合适。
当人类待完成的工作回归支点的时候，课程会有什么变化？什么是课程的未来坐标？我们要去思考支点外显的样态。
试举一例，科学和人文是人类研究的两条逻辑主线。不管是科学领域还是人文领域，都曾研究过“熵”。熵是一个状态函数，代表着某一个体系内的混乱度。
如果一个系统是封闭的，在没有任何能量交换的前提下，它会不断地熵增，最后归于完全混乱。要避免混乱和无序，就需要逆熵，换言之，就需要开放系统并进行能量交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学校的诞生就是一次逆熵行为，避免了社会的无序发展；课程的出现是教育的一次逆熵行为，避免了教育内部的混乱。
2001年全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明确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框架，并派生了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此后，课程改革实践一直囿于三级课程框架，至今快20年了。这个体系会一直延续下去吗？我认为需要改变。
面向未来的学校课程需要应对快速变化、难以预测且带有颠覆可能背景下的挑战与机遇，它需要成为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组织系统，需要从确定性课程走向衍生性课程再到预见性课程。
我们已经看到，既有的三级课程框架的边界在软化、在被突破。向上的超课程出现，它从国际层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审视和反思人类的未来发展命题，关注和思考社会的未来发展与进步；
向下的元课程出现，它是学生身边的课程，是生活的课程，甚至是家庭内部的课程，它延伸了既有学校课程的触角，关注了每一个孩子的日常生活。
超课程与元课程的出现拓展了既有学校课程的边界，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的支点已然发生了转变。
开放和逆熵将成为学校课程未来坐标的横轴和纵轴，在不断开放中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从而实现课程发展这一逆熵行为。
这种逆熵行为将引领着学校课程，把今天人类未完成的工作作为明天课程发展的基本使命，对使命的把握、理解、贯彻和落实，关系到我们教育未来的基本形态，也关联着我们的教育使命：今天培养的孩子要适应明天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