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佚名
【导读：无论聚焦于沃伦·巴菲特的传奇经历，还是《风雨哈佛路》式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
顶级公司在招聘时只考虑顶级名校的学生：核心校和目标校，因为他们想要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而名校已经帮助他们做了初步的筛选。
而事实表明，父母收入是预测孩子能否进入顶尖院校的重要指标，富裕家庭的孩子拥有进入顶级大学和顶级工作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优势。
----父母收入高的学生，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且性格普遍更加外向，帮助他们在学校时获得更多老师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
---同时他们也有更多机会从事课外休闲活动，并在这些休闲活动中取得更好地成绩。他们的父母培养他们综合能力的意识也更高。
---父母收入高的学生，在社交能力上的表现更佳，光鲜度更高，和顶级公司的契合度也更高。
顶级公司在招聘时会有意诱导名校学生适应精英阶层的奢华生活，促成更多名校生进入公司，因为招聘名校生既能为顶级公司带来声誉，也可以为他们带来业务（名校生本身及其本后的人脉资源）。
顶级公司的面试官本身也属于精英阶层，因其经历的相似性，来自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引起他们的认同。
当把一个严重偏向富裕学生的人才输送管道与本身带有阶层偏见的招聘实践组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是在顶级工作和顶级薪水的竞争中双重过滤求职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学业劣势和社交劣势转化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了后代机会的不平等，循环往复。
阶层和经济状况会对人产生哪些影响？
一个人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学习阶层特有的品味、价值观、互动方式（如礼仪和谈话风格）、自我呈现的模式（如穿衣、说话、肢体语言）和行为方式。孩子直接所处的环境中物质资源的数量，影响着他们参与以及期望参与什么活动、获得以及期望获得哪些机会、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样的行为。对于身处下层的人来说，他们直接所处的环境中有各种现实的物质局限，还要担心如何满足日常生存需要，所以他们常常偏爱实用性的、能立即见效的物品、机会和经历。相反，特权阶层的孩子不需要为生存发愁，因此更喜欢并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实践活动，这些东西存在时间较短、抽象、复杂、不易获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偏重活动的美学品味、符号意义和表现力。这种基于阶层的差异体现在很多方面，从喜欢的音乐类型到参与的体育活动都有所不同。例如，在选择体育活动时，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欢选择经济门槛较低、规则简单的游戏，比如街头篮球或街头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欢需要大量训练、昂贵器材或服装的游戏，这类运动只能在专门的场地进行，规则复杂，比如室内网球、壁球或马球。
与经济不平等最直接相关的是，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人对于什么样的教育和职业机会值得拥有，或者可能拥有什么样的机会的看法。例如，家里不太富裕的人在职业选择时更看中国薪资和稳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则更看重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乐趣以及个人表达等抽象的价值。这些由经济导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处事立身的差异，引导个人走向与父辈相同的社会、教育和职业轨迹，由此造成了社会在生产。
在就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时，有特权背景的学生更有可能寻求帮助，它们甚至在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想寻求提示。这些孩子非常善于在各种课堂活动中吸引老师的注意，获得成功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信息或资源。另一方面，工薪阶层的孩子由于害怕暴露弱点或打断课堂而常常不愿寻求帮助。结果就是，工薪阶层的孩子从老师那儿得到的关注较少，被认为不如富裕的孩子那样动力十足、积极参与课堂思考。从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没有老师的指点和提示，工薪阶层的学生经常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又强化了老师对他们的看法，即工薪阶层的孩子不如富裕家庭的孩子聪明。
在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真个学业生涯中，类似的模式明显地贯穿始终。老师倾向于认为出身富裕的学生更积极、更有内驱力、更有头脑，社交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他们的关注比给背景较差的学生更多，对待也更好。
阶层也影响了人们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评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评判。这是因为阶层的一些重要维度是直观可见的。无论是劳动工人饱经风霜的手，还是富人们整齐亮白的牙齿，社会阶层体现在人们的身上。穿衣风格、言谈特点，以及可见的搭建消费品（房/车）进一步体现出个人的相对经济地位。但这些阶层相关的信号其实远非中立，它们影响这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判断。人们在评价他人时，倾向于认为高社会经济阶层的人比低阶层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欢，连学龄前儿童都显露出这种倾向。这种认为不同群体有相对价值的看法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把哪些人纳入或排除出我们的朋友圈，选择哪些人做我们的配偶、朋友、邻居。
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对优点的定义都反映了精英们的价值观和品质。精英通常控制着社会中的守门机构，因此有权塑造优点的内涵，以及在某一特定领域如何衡量优点。精英们可能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纵标准，从而维系自己和后代的特权地位，也可能借此排除它们认为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群体。
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尤其是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人和少数族裔，更少在工作中披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上层和中上阶层的父母比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的父母更有可能清楚，孩子参加有组织的休闲活动会在申请选拔性高校时获得回报，而且他们也能负担得起。来自非特权家庭的学生则更可能认为课外活动与职业前景无关，觉得招聘者真正在意的是成绩、实用技能和之前的工作经历，并据此分配他们的时间。这些想法影响了行为：大学里，工薪阶层学生参加的课外活动比他们的中产和上层同学少得多。但这种把重点放在学业而非社交和课外活动上的行为，反而却限制了他们在毕业时可选择的工作类型和收入范围。即使他们知道招聘者看重课外活动，这些学生在获得正确类型的活动上依然出于劣势。因为他们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招聘公司所看重的那些高端休闲活动。
非名校生和社会经济背景较弱的学生更乐意接受公司工作提出的要求，也表达出更想留下来的意愿。而且他们在面对紧张、压力和逆境时表现出了更强的心理适应力和毅力。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也更愿意为集体利益放弃个人欲望。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相较于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学生而言，常常是较差的倾听者，也不太能够准确独处他人的情绪。
不平等的招聘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凤凰网读书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贵的血统，是成功的关键。教科书、报纸、小说中充斥着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故事，即个人凭借强大的动力和坚韧最终跻身上流社会。这些故事，无论聚焦于沃伦·巴菲特的传奇经历，还是《风雨哈佛路》式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上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上层，是得益于他们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强韧的性格。下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下层，是因为他们有不足之处。
尽管很多人坚信努力工作会有经济回报，也相信无阶级社会的神话，但今天美国的经济比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更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更低。事实恰恰和我们的民族信条相反，在我们国家，从收入微薄到变身大亨，或者从富裕阶层跌落至穷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个阶层。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
这产生了一个明显又紧迫的问题：在这个入学依靠个人素养，招聘要求机会平等的时代，这种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很多学科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仔细考察了国内外的历史经济变化、社会政策以及技术因素，分析它们如何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到最富裕的人手中。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释经济特权如何且为何能够不断地传给下一代。
文化社会学家近期开始关注特权的承袭。他们聚焦于学校，阐释了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如何将优势传递给子女，从而让他们的孩子在正规教育中处于上风。我们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精英家庭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又为何会出现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门人”——招聘者寻求答案。能否获得一份工作、进入某个收入阶层，最终取决于招聘者的决定。他们的聘用决定对应聘者个人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更大层面上的社会不公平影响重大。我认为，在招聘的每个环节，从决定在哪里发布职位公告、举办招聘活动，到招聘小组最终做出选择，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类标准（“筛选”）和各种衡量候选人潜力的方法（“评估指标”），而这些标准和指标都与应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指标，最终共同导致招聘过程根据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筛选学生。
——劳伦·A·里韦拉
【作品选读】
虽然公司已经将校园招聘限定在了名单校，但评审人仍然会根据对学校声望更为精细的定义，进一步在这个挑选出来的群体中对简历进行分类。
在简历筛选阶段，相对地位的差别不再是名单校和非名单校的区别，而是名单内部各学校的相对声望。公司按照声望给学校分层，不同层级的学校得到不同数量的面试名额，核心校的名额多于目标校，这种分配结构在一些公司已经制度化了。在另一些公司，最有名的几所核心校的学生会得到“首轮通过”的特权，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必须要”那一类，接受下一步筛选。
01/ “学校声望等于智力水平”
从个人角度来说，评审人高度倚赖“学校”（他们称之为教育声望）作为评价标准，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名校的精英课程教会了学生如何更好地应对公司生活—实际上，评审们大都认为精英教育，尤其是顶级精英教育，“太抽象”“过于理论”，甚至相比“次一点”的学校提供的更“实用”“针对性更强”的训练，显得“没什么用处”—而是因为评审人赋予了被名校录取、在名校注册入学强大的文化意义和品质判定。此外，这也与公司的面试配额政策有关。
受访者普遍把申请人的智力水平与学校声望画等号。
在他们的眼中，学校声望反映了一个人的整体认知水平，而不是与特定工作相关的能力。最明显的是，他们认为学校声望高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快速学习。律师贾丝明说：
“我在找‘海绵’，你知道，一个哈佛毕业的孩子学东西会学得很快。”
招聘方看重的不是精英教育的内容，而是顶尖学校严苛的录取程序。根据这一逻辑，学校越是有名，录取“门槛”就越高，招收的学生就越聪明。咨询师乔丹解释道：“顶尖学校的选拔性更强。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顶级名校，是因为它们确实选拔出了一群更聪明、更有能力的学生。”律师托马斯同意这一说法：“如果有人上了一流法学院，我会认为他比进入二三流法学院的人智商更高、更专心。”
除了认为什么智力水平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外，评审人还常常认为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哪所大学，相信学生一般会“选择能去的最好的学校”。因此，在他们的心中，声望排名提供了一种根据“智力水平”快速筛选候选人的方法。凯莉在投资银行负责初筛简历，在给模拟简历分类时，她揭示了以上假设如何在评审简历时发挥作用。她评价说：“她［萨拉］成绩有点低，不过上的是哈佛，所以一定属于头脑好的那类……乔纳森……去了普林斯顿，所以论聪明程度，他肯定不会处于劣势。”学校声望的这种光环效应，再加上对EPS公司的日常工作不是“尖端科学”的普遍看法，让评审人确信，拥有名校学历是一个有力信号，足以反映候选人有能力展现工作所需的分析技能。即使在对量化分析能力要求很高的咨询领域，情况也一样，拉塞尔说：
“我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上了沃顿，那么他一定懂数学。”
2018届哈佛毕业生
02/ “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去了‘次级’学校？”
相比之下，无论学生的成绩如何，标准化测试的分数怎样，只要没进入顶级名校，就意味着智力不足。许多评审人认为在排名稍逊的学校（甚至排名前十五的学校或名单校也不例外）表现优异的学生“没能进好学校”，一定是“出了意外”，如若不然，他们的分析能力就要打个“问号”。律师事务所的招聘经理玛丽（在转为公司的人力专员前曾是一名律师）阐明了这一点：“有时候你会看到本科很好的学生，成绩也很好，但后来去了没那么好的法学院，我经常会说‘哎哟！我猜他们一定是法学院入学考试考砸了！’”咨询师纳塔莉在评估虚拟候选人萨拉时即表露出这种看法：
“她是斯特恩（Stern，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在商学院中排名前十，但不在前三）毕业的。她去那儿要么是因为丈夫在纽约，要么是申请了商学院，但没能进哈佛或斯坦福。”
决定去排名稍逊的学校（评估者把这看作一种“选择”）除了意味着可能智力不足外，也常常被解读成学生德行有亏的证据，如判断错误或目光短浅。
投资银行家特里斯坦解释了为什么去了高选拔性但不是顶尖商学院的学生在应聘时会有劣势，且为什么理应如此。他耸了耸肩说：“如果你想进投行，就要做点功课，得去一所以把人送进华尔街闻名的学校。”卡洛斯是一名律师，也是顶尖名校的毕业生，他认为即使候选人进名校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正如他所经历的那样，也“应该聪明一点，投资自己的未来”。
我观察了一场多样性招聘会，作为研究中民族志环节的一部分。会上一位白人女性招聘者非常清晰地表达了缺少名校资历传递出的负面信号。在一个针对律师事务所的会场，相当一部分参会者来自第二或第三梯队的法学院—大部分非白人的法学院学生去的都是这类学校，她让大家在求职信和简历上列出去“次级”学校的原因。
她解释说：“如果你收到了更好学校的录取通知，注明是哪一所……如果你是因为有全额奖学金才去了一所学校，那么把‘全额奖学金’放在最前面。如果你选择离家近的学校是为了帮助家里的生意，那么把它写上去……总之，你需要有个解释。”
因此，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EPS公司重视的资质不是一流学校提供的教育，而是学生拿到了这些地方的录取通知书。
03/ 也有的面试官不喜欢名校学生
尽管教育声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但仍有约1/3的评审人在筛选简历时不使用这一指标。
是否强调以教育声望为评判标准，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评审人自身的学历背景。
名校毕业的人比其他学校的人更可能使用教育声望。
在这方面，评审人对教育声望的定义和解读与其自身的教育轨迹相呼应，并以之为标准。我与顶尖法学院毕业生罗杰的一次谈话印证了这种模式，他非常喜欢名牌法学院的学生：
罗杰：我和一位一起招聘的人谈过，他告诉我，他对学校的态度跟我完全相反。他说他不喜欢耶鲁、哈佛或其他常春藤学校的候选人，因为上了那些学校的人……认为自己应当做大事，当律师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你找到谁毕业于福特汉姆（Fordham）或卡多佐（Cardozo）等不带藤校光芒的地方，他们如果被聘用就会非常开心，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只想好好工作。看看他们招来的人，显然，他是委员会中唯一秉承那种理念的人。（笑）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每种做法都有一定的风险。
劳伦：你知道他上的是哪所学校吗？
罗杰：（笑了笑，顿了一下）他上的是福特汉姆大学。
以教育声望为评估标准（或不以之为标准）不仅与评审人偏爱自己的学校和同类校有关，也与其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对成功的深层文化定义有关。例如，投资银行家奥利弗上的是一所“公立常春藤”，尽管那是一所他称为“一般”的学校，但在评估候选人时仍然很看重教育声望，他解释说：
在东海岸长大，所有常春藤高校都在你附近，周边还有很多很小但很好的文理学校……我有能力挑出哪些学校更难进……我可能不会认为从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of Missouri）出来的人很厉害，因为我没觉得那所学校那么难进，这某种程度上来自我的背景经历。
在筛选模拟简历时，他把朱莉娅、乔纳森——两人都是“双藤校”出身——排在了最前面，因为他们出身优越，这与前文所说的挑选框架一致。而咨询师卡伦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浏览模拟简历时，大多数评审人都质疑布莱克为什么“选择”罗格斯大学，但卡伦把他排在了最前面，认为能够从罗格斯大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证明了他工作十分努力。因此，评审人是否以教育声望为筛选指标，以及如何用教育声望进行筛选，既受到他们自身学校声望的影响，也受到深层文化定义的影响，即他们通过个人经历了解到什么样的道路能产出“聪明”“上进”“有趣”的人。
无论是官方的招聘政策还是实际的招聘实践，招聘者很大程度上都把筛选“硬”技能和“软”技能的工作让渡给了顶尖的学校的录取委员会，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流的人进一流的学校”。
简历筛选者普遍秉持的理念，即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集中在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学校里，强化了公司只在特定学校招聘的政策，也为公司的校招名单落地提供了合法性。这种过于强调教育声望的筛选方式，放大了社会经济壁垒，阻碍了一些学生进入竞技场，也间接过滤掉一群来自普通家庭但表现优异的学生。
【本文摘自：《出身》 副标题: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