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叙事学搭建脚手架
——小说阅读教学例谈
骆文俊
进入新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高中小说阅读教学也在不断引入相对成熟的叙事学知识，但大都集中在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和叙事节奏等方面。本文以笔者平时课堂实践（所选课例涉及文本均选自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为例，谈一谈关于腔调、显示、重复等其他相对冷门的叙事学知识在高中小说阅读教学中的运用，试图搭建脚手架，帮助学生触摸小说艺术女神的长袍，提升核心素养。
一、腔调：变化之中见真情
叙述腔调，是指叙述人流露出的感情色彩、年龄、性别、身份等个性特征。[2]不同的作家往往有不同的腔调，不同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腔调，有些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里，作家更会着重塑造出特定的腔调来表现人物。如《一个人的遭遇》以主人公索科洛夫自述的形式来叙事，字里行间深深印着一个朴实的普通人的腔调——带着伤感，逆来顺受，甚至几近麻木——从而塑造了这个忠厚朴实、心地善良、坚忍不拔的人物形象。又如《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也是以主人公一个刚从中学上战场又受重伤被送回临时改做战地医院的母校的青年自述的形式来叙事，字里行间同样深深打着“我”特有的腔调——浑浑噩噩又有点玩世不恭——表现了纳粹教育之下青少年真实的思想状况，从而暗示了民族灾难和个人不幸的根源。
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腔调，有时候同一部小说里同一个人物也会有不同的腔调。“不同的腔调背后其实是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情绪。”[3]如《最后的常春藤叶》里对老贝尔曼故事的叙述其实隐含着苏艾的视角，虽然同是苏艾视角，但谈及贝尔曼时的腔调前后却有很大变化。前文无论是“从萨帝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之类的浮夸的外貌描写，还是“他耍了四十年画笔，仍同艺术女神隔着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都没有摸到”之类的调侃的概况介绍；无论是“他喝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地谈着他未来的杰作”之类的漫画般的行为描写，还是“什么话！难道世界上竟有这种傻子”之类的夸张的语言描写，都活画出一个外表邋遢、好高骛远、性格暴躁、酗酒成性、消极失意的老画家形象，是以对老贝尔曼的否定为主基调的。这腔调是苏艾对他的认识，也代表了读者对他的认识。
但最后苏艾向琼珊述说事情原委，点明那片救命的叶子是贝尔曼先生用生命所画时，她的腔调发生了转变。一系列时间词——今天、头天早上、后来、末了——清晰的倒叙，“一个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的地方挪动过的梯子”等细致的描写，都一改之前夸张和漫画的风格，变得端庄郑重。更有最后的抒情，“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这里有感激和崇敬，突出了原本邋遢的贝尔曼形象反转之后的高尚圣洁，腔调的巨大转变突显了贝尔曼先生关心他人甘愿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带来的震撼。
除此之外，这结尾处的腔调更强调了故事的温暖感。王荣生教授认为本文的四个关键点之一就是温暖感。“这篇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然而，我们读这篇小说，似乎并没有凄惨的感觉，反而会萌生一种温暖感。”[4]小说叙述腔调的变化对于这种温暖感的产生功不可没，苏艾的叙述庄重、圣洁，把叙述的重点从贝尔曼的行动转移到自己和琼珊对贝尔曼的感激和崇敬上来，恰到好处地加上抒情，为故事的结尾笼上了温情的轻纱。指导学生关注腔调的变化，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作家把艰难的底层生活中的美好加以放大的本意，感受冰冷现实中的一股暖意。
二、显示：反常之中翻新意
“显示”是与“讲述”相对的一个词。“讲述”是指叙述者时不时地到场亮相，他要告诉读者，这个故事是他讲的。“显示，就是这个叙述者差不多完全地消失在文字的背后……这个不肯露面的叙述者，只是客观地将那些人与事呈现出来。”[5]曹文轩先生认为“显示”可以让小说变得越来越客观，使作者的意图越来越含蓄收敛；但我以为在一些“讲述”味特别重的小说中穿插一些“显示”片段的，反而会有对作者意图的某种强调意味。
《说书人》中“我”叙述“说书人”的故事时多用概况介绍，少有细致描述，而且叙述中“我”常常忍不住跳出来，大段大段地抒情与议论，作出判断，抒发情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与“杠夫”的一段对话，几乎完全隐去了说话人及其神态，采用的是典型的“显示”手法，这种反常有何用意呢？
人的天性一般是“偷懒”的，思维也如此，在小说阅读中，读者的思维常常会被叙述者带进去，于是在《说书人》的阅读中，我们会根据“我”的抒情和议论，得出一个贫病交加、孤苦一生，又执著自尊技艺高超的说书艺人形象，感受到对说书人的赞美钦佩，对小城人们的淡漠麻木、人情凉薄的愤恨与谴责。但这一切的获得都来自于“我”所讲述的内容以及“我”的抒情和议论，其前提是“我”所说的就等同于作者所说的。
然而读到“我”与“杠夫”的对话时，我们在反常之中，会突然明白作者在这里用“显示”的手法，实际是在向读者强调一个小说的常识：小说是虚构的，“我”也只是文中虚构的一个人物。作者选择“我”来叙事，其作用远不止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而是另有深意。一旦想明白这一层，我们就会摆脱“讲述”带来的惰性，重新审视“我”讲述的故事和“我”这个人物形象本身，获得更多的理解甚至是全新的领悟。
如从说书人要求听众加钱时从“八个”到“六个”，再到“四个”，再到“三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乞讨，击碎了之前关于他自尊的形象理解。从蓝色长衫穿久后变成肮脏的“灰绿色”而非干净整洁的泛白或淡蓝色，可见其没有一点文化人的自持，又何来其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执着与坚守呢？由此，说书人的人物形象发生了反转，他不再是“我”眼里的一个带有英雄色彩的悲剧性人物，而是作者想要塑造的一个处在底层，其精神、性情、影响都极具底层特征的代表性人物，或者说他就是小城的一个缩影。这样一来，说书人的典型意义得到了放大，说书人对生活的无望挣扎就是整个小城对生活的无望挣扎。于是，从人物形象的修正到小说主旨，都得到了一定的修正。
再联系“我”与说书人的双向交往过程，我们发现“我”虽同情说书人的孤苦卑贱，愤恨小城的冷漠麻木，却只会发一通愤慨，说明“我”行动无力、软弱无助：“我”其实就是一代小知识分子的缩影。于是，从“显示”出发，我们关注了“我”，小说主题解读得到拓展和深化，从对社会的批判，又增加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三、重复：贯穿文本蕴含深
叙事文本中，多次被叙述的东西构成叙事重复。它一般“包括事件的重复(即反复出现相似的事件)和话语的重复(即对一个事件反复叙述)两种”。[6]重复是小说中一种非常常见的叙事技巧和手段，重复结构的运用，包含着丰富的叙事意义。
《边城（节选）》四章内容，写了三个端午节，属于事件的重复。细究起来，这三次端午节的叙事非常值得玩味。首先看文中写三个端午节的顺序。节选部分以翠翠的回忆为线索，在开头介绍边城端午节的风俗之后，写到今年的端午节即将来临，人们开始预习赛船，蓬蓬的鼓声撩起了翠翠的思绪，让她回想起了过去的端午节。翠翠脑海里过去的端午节有两个，一个前年的，那里有翠翠和傩送不打不相识的一幕；一个是去年的，那里有翠翠和天保的第一次见面。这两个端午节哪一个先出现，显然和翠翠的情思有关。然而尽管前年的端午节先出现，暗示了翠翠心思所系；但那个端午节天保却不在，对翠翠与傩送之间的情事一无所知。去年的端午节里，傩送又不在场，对两家老人对天保和翠翠婚事的期许也一无所知。天意与人事相左，悲剧由此展开。而同是端午节里青年男女的相逢特点也截然不同，前年的端午节里，翠翠和傩送因误会而起了个小冲突，而正是这小冲突凸显了各自的美和善，让对方一下子深深记住了自己；去年的端午节里，翠翠和天保未有直接接触，只有双方老人在关心婚事。这里有人事的错位，再加上前面天意的错位，悲剧便变得不可避免了。
再细读文本，傩送和翠翠的一句玩笑话“大鱼咬你”前后4次重复出现，这属于话语的重复。第一次出现在傩送说的话里，原意是用来捉弄翠翠，因为他想帮助翠翠反而被误解挨了翠翠的骂，于是故作夸张来和翠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展现了一个善良幽默的优秀小伙形象。第二次出现在翠翠的嘴里，去看端午节被爷爷丢下后被人送回，爷爷问她话，她心里还在生气，自言自语说自己被大鱼吃去了，展现了一个娇憨可人的山村小姑娘形象，而且传递了此时把傩送记在了心里尚不自知的情窦初开的微妙心态。第三次出现在傩送手下的“喽罗”的话里，一年过去了，喽罗提起往事，翠翠的反应妙不可言，“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那矜持，那情愫，跃然纸上。第四次则出自爷爷的口。又过了一年，爷爷再次说出“大鱼吃你”的旧事时，翠翠反应变得强烈，其情感的浓烈与内心的炽热越加明显，其心有所属也显而易见了。这条“大鱼”在文本中游来游去，游出了对比深化的艺术美感，游出了丰富幽深的内涵意蕴。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2019.9
参考文献：
[1]申丹.关于叙事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外语,2009(05):60-65.
[2]曹文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外国小说欣赏[M].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8
[3]张生.刻意的先锋和无意的媚俗——试论穆时英的小说[J].文艺争鸣,2008(05):125-128.
[4]王荣生.帮助、指导学生打开审美的窗户——曹勇军老师《最后的常春藤叶》课例研习[J].语文教学通讯,2018(04):35-41.
[5]曹文轩.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外国小说欣赏[M].浙江：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9
[6]饶满林.从祥林嫂看《祝福》中的重复艺术[J].语文建设,2016(12):43-45.
【作者单位 浙江省富阳中学 ，文章源自肖培东老师微信公众号“我只想浅浅地教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