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乱离，追怀悲愤
宋展云
【导读：她，不似杜甫悲天悯人般的伟大与崇高，她只是用敏感而朴实的笔触记录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没有任何修饰和造作，唯有深层的感叹与真诚。她，就是汉末女子蔡琰，字文姬。】
她，或许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只是万千尘世女子中的匆匆过客，然而，越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往往更具有普遍意义。她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凄惨遭遇，化作《悲愤诗》的一声长叹，足以让后人铭记这位女性：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一生两次改嫁、命运多舛的妇人，更是一位用生命的血泪谱写了汉末乱离悲歌的母亲。她，不似杜甫悲天悯人般的伟大与崇高，她只是用敏感而朴实的笔触记录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没有任何修饰和造作，唯有深层的感叹与真诚。她，就是汉末女子蔡琰，字文姬。
一、 出身名门，才华横溢
蔡文姬的故事一直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流淌不息，尤其是“文姬归汉”的话题，在《后汉书·列女传》中传写过，在琴曲《胡笳十八拍》的清音中演绎过，在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里呈现过……蔡文姬甚至成为“王者荣耀”的游戏角色，成为当下青年朋友们喜爱的文化娱乐方式。然而，蔡文姬和她的《悲愤诗》，似乎被忽视和遗忘了很久，历来学者过多关注于诗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问题，反而很少聚焦于《悲愤诗》之中，去倾听、去感同身受地理解这位身世坎坷、才华横溢的女子的血泪心声。
如若没有《后汉书·列女传》的记载，蔡文姬和她的作品或许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消失殆尽。“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后汉书》中的记载，将蔡文姬的身份附属于其夫与其父的名下，反映出汉末女性的从属地位。一方面，她们必须依靠家庭出身才能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女子嫁给如意的夫君，方能实现“宜其室家”的美好愿望。漢末陈留一带，出现过诸多较为著名的文艺家族，如陈留阮氏的阮瑀、阮籍父子，还有陈留蔡邕、蔡文姬父女等。蔡邕为汉末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他博通经史、擅长辞赋，精通书法、妙解音律。蔡邕擅弹古琴，曾著有《琴操》等书。在家族文化的影响以及父亲的熏陶下，蔡文姬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被誉为“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的才女。蔡文姬继承家学，对于琴乐也颇为精通。蔡文姬还擅长书法，宋代《淳化阁帖》收录其书写的《胡笳十八拍》诗句片段《我生帖》，此则草书作品用笔严谨、洒脱飘逸，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良好的家庭出身和文化修养，在和平稳定的年代，觅得一位相守一生的夫君，蔡文姬本应该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如果那样，历史上或许就多了一位令人津津乐道的才女，而少了一位动人心魄的诗人。
二、 命运多舛，红颜薄命
“自古红颜多薄命”，对于蔡文姬而言，她的一生历经坎坷，幼年颠沛、一生三嫁，遭遇乱离、孤苦无依，她承受着一般女性难以体会的痛楚，不是亲历很难明白其中之苦。《后汉书·列女传》对蔡文姬的悲惨遭遇有着简要记载。在青春美好的年华，蔡文姬嫁给了卫仲道，卫家为河东大族，出身名门的蔡文姬与之结合，也是门当户对，本应获得幸福。如果卫仲道没有英年早逝，或许蔡文姬也不会被掳，更不会转入胡地。生命中有太多偶然，偶然中又似乎有着某种宿命的必然。
蔡文姬离开卫家回到陈留期间，正值汉末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东汉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董卓实行专权暴政，史称“董卓之乱”。初平三年（192），董卓部下李傕等由长安东下，为孙坚的义兵所败，李傕的部队流窜到陈留郡，大加掠夺，蔡文姬也被掳入关。兴平二年（195），李傕与南匈奴作战失败，蔡文姬又被转到南匈奴军中。据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的研究，蔡文姬后来又辗转到南匈奴故地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河套一带）。蔡文姬嫁给了南匈奴左贤王，生有二子，淹留胡地长达十二年之久。胡地生活虽然较为安定，但因为文化差异以及被掳的屈辱身份，蔡文姬一直思念中原故土，期盼能够回归。建安十二年（207）前后，曹操派使臣迎接蔡文姬归汉，并将她改嫁给董祀。
对于这样一位多次改嫁的女子，董祀起初心存轻视、不与待见，二人感情也很难融合。几经飘零、两次改嫁的蔡文姬，董祀或许成为她生命中的最后寄托，然而婚后不久，董祀偏偏又犯了死罪。蔡文姬放手一搏，以几乎崩溃的方式求见曹操，恳请放过董祀，《后汉书·列女传》载：“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看到举止失态、言辞酸楚的蔡文姬，曹操心生怜悯，他知道，如果真的杀了董祀，蔡文姬也必然生无可恋，他最终收回文状，赦免了董祀之罪。史书中未见有关蔡文姬日后晚境的记载，书中所载这三次生命的沉浮，已经足以让我们记住这位坚韧勇敢而富有智慧的女性。
三、 坎坷经历，发为悲愤
《后汉书·列女传》载：“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悲愤诗》的第一首为五言诗，第二首为骚体诗。面对故土及新人，回首坎坷往事，蔡文姬追怀悲愤，是为了如实记录乱离时世的悲惨遭遇，一吐心中的忧闷，以此博取世人和新夫的同情？她只是情不能已，发为悲愤而已。或许，因为苦难过于深重，蔡文姬甚至不愿提笔。追怀，对于蔡文姬而言，其实就是咀嚼昔日的痛苦，舔舐内心的伤口。当我们走近这样的作品，会聆听到怎样的心声呢？又会产生什么思考呢？
蔡文姬《悲愤诗》（其一）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疆。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蔡文姬将她对于苦难的亲历，以追忆的方式娓娓道来，并通过女性细腻的笔触，将最真实、最贴近的感受进行反复咀嚼，读来令人无限唏嘘、感叹不已。蔡文姬诗中的悲愤之情持久而复杂，浓烈而深沉。蔡文姬选取遭乱被掳、胡地别子、归乡无依三个场景在诗中原景重现，将她内心的悲愤之情、苦痛之心一点一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全诗共五百四十字、一百零八句，“肝脾烂腐”“毒痛”“号泣”“崩五内”“声摧裂”“嘘唏”“生狂痴”“怛咤”等悲痛字眼充斥全诗，令人不忍卒读。
诗作第一段叙写遭乱被掳的场景，诗人既能从汉末乱离的社会现实出发，又能结合自己流离失所、遭受屈辱的亲身体验，因此写得形象真实、情态生动。首句“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描绘出汉末政局动荡、董卓乘机作乱的史实。一个“乱”字和“弑”字，写出了汉末国家政权的岌岌可危，为贼兵抢掠、家祸突起埋下伏笔。诗人没有详细刻画董卓部下的兵刃之利，仅用一句“金甲耀日光”，令人不寒而栗、心生恐惧。反之，“平土人脆弱”一句，则将毫无还击之力的普通百姓的无辜与无助全盘写出。“斩截无孑遗”以下几句，叙写杀戮之惨烈。“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此与《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相似，是当时战乱与浩劫场面的真实写照，同时暗示着诗人自己也被掳掠。“还顾邈冥冥”，不仅实写归途难寻的失落之情，更是诗人前途难料的内心独白，因而发出揪心的“肝脾为烂腐”的一声长叹。“所略”以下几句，详细描写被掠之苦，形容婉转曲折，“毒痛”二字，写尽了被掳者身心受到的摧残与迫害。经历诸多苦痛，诗人求生不得，求死不可，为何无辜受罪？只能问天，问宿命。
战乱带来的人祸，造成了无辜民众的被杀和受虐，而胡地的荒蛮，则给蔡文姬平添对于故土的眷恋。诗作第二段，前面几句用简练的笔触描写胡地生活，显得情真意切、意味深长，后面大段诗句则重在抒写母子难舍难分的别离之情，将全诗的悲愤之情推向顶峰。“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一个“异”字，写出中原地区与胡地的风俗习惯及文化差异;而一个“少”字，委婉地道出了诗人所受屈辱。“翩翩”“肃肃”二语，写风逼真，更写出凄清孤独、百无聊赖的心境。“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这是全诗众多悲苦字眼之外的唯一一句欢欣之语，也是诗人思念亲人、寄托生命的一丝希望。“复非”一语，将十余年来的等待与期盼之光轻易吹灭。此段叙写，笔法曲折顿挫，情感婉转微妙，刻画出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邂逅徼时愿”，似乎是意料之外，幸福来的太过突然，反而没有太多欢欣。“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道出了人世间母子永别的万般无奈与苦楚。面对故土的召唤与亲子的别离，矛盾煎熬的蔡文姬无言以对、不忍直视。“儿前抱我颈”，从幼子视角着笔，寥寥数语，令身为人母的蔡文姬的情感防线彻底崩溃。去留两难之际，母子永别的号泣之声，同来之辈难归故土的呼号之声，相互夹杂，共同演奏出一曲“悲莫悲兮生别离”的长恨歌。
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土，诗人目睹的却是亲友亡故，满眼一片荒芜。物是人非之感，人世沧桑之叹油然而生。“去去”一语，似乎是对淹留胡地十余年生活的诀别，“悠悠”一句，则满载着诗人对于离别亲子的长久挂念。“既至家人尽”，一个“尽”字，道出了生命的幻灭感。“城廓为山林”以下几句，奋笔直书、物象交错，写出了故土的残破、人世的荒凉。“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此处的“怛咤”，更是悲痛至极，与首段被掳时的“肝脾为烂腐”相比，是经历了万般苦痛与煎熬之后的痛定思痛与孤苦无依。此时，存在的意义何在？生命的寄托何在？“奄若寿命尽”，“虽生何聊赖”，苟延残喘、百无聊赖，蔡文姬不知道她的人生将走向何方。“托命于新人”，成為此刻蔡文姬勉强苟活的一丝希望。“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那最后的期盼，也是犹如断线的风筝，摇摇欲坠。“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末句化作一声生命的慨叹。汉末诗作《古诗十九首》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面对人生短暂、忧患无常，汉末士人选择及时行乐、追求功业。对于蔡文姬而言，生命中似乎没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所以她的生命忧患更加深厚，她的情感郁积更加难以排遣。
沈德潜《古诗源》卷三评曰：“由情真，亦由情深。”全诗看似无心经营，却有一股激荡的真情贯穿其中，诗作中战乱、被掳、受辱、离乡、念亲、别子、重嫁等悲愤之情相互交织、层层逼近，仿佛一首复调的悲怆奏鸣曲，令人感慨万千，难以释怀。
四、 永垂青史，意义非常
蔡文姬的《悲愤诗》不仅情感真挚动人，也因其高妙的文学技巧，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悲愤诗》的叙事手法高妙，尤其是对自我心理的剖析以及对于历史事实与亲身经历的描绘，更是远超前作。《悲愤诗》妙在刻画细节，形象逼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四曰：“蔡文姬诗如小李将军画，寸人豆马，莫不奕奕有生气。又如名优演剧，悲欢离合，事事逼真。”名画形象逼真，重在细部的描摹;名剧的动人，在于演员的声情并茂。《悲愤诗》对于被掳时遭受詈骂的描写、别子时幼子的对白以及归乡后闻见的描绘，皆生动逼真，令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产生了立体丰满的艺术效果。《悲愤诗》结构微妙，笔法跌宕起伏，富于变化。谭元春《古诗归》卷七评曰：“妙在详至而不冗漫，变化而不杂乱，断续而不碎脱，若有意，若无意，若无法，又若有法。”《悲愤诗》善于剪裁与聚焦，时而笔墨经济、时而奋笔直书，有意无意之间，有法无法之中，皆有情感起伏与人生经历贯穿其中，因而读来自然贴切、意味无穷。全诗三个场景相对独立，又前后联系，最终将悲愤情绪推向更深层次的生命思考与叩问，诗作有如一幅笔墨连带、情感真挚的《祭侄文稿》，笔断意连、浓淡相宜，悲愤交加、情不能已。
《悲愤诗》的语言技巧也是雅俗共赏、文质彬彬。一方面，蔡文姬善于吸收汉乐府民歌以及方言口语入诗，另一方面，因为文化素养颇为深厚，她又能巧用雅言及书面语，形成了通俗易懂、酣畅淋漓的语言艺术特色。如“乱天常”“少义理”“家人尽”等语，宛如白话，却又意味深长。“苍天何辜”“勖励”等语，出自经典典籍，却又毫无隔违之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四曰：“文姬能写真情，无微不尽。俚语出之则雅，实事状之则活。”这些雅俗共赏的语汇，皆紧扣叙事与抒情加以巧妙运用，读来灵动鲜活、富于表现力。
经典文学作品，往往能够成为一种文化母题，在音乐、绘画、书法、戏剧等艺术门类中不断改编与再现，成为历久弥新的话题。尤其是蔡文姬诗作中体现的华夷之辨、母子别离的主题，以各种艺术形式不断重现，其中的文化内蕴则被强化与改造。唐代传有琴曲《大胡笳》《小胡笳》，此曲依据蔡文姬的故事创作而成，南宋又出现琴曲《胡笳十八拍》的相关记载。《大胡笳》一曲收入明代《神奇秘谱》，今人打谱演奏，再现古代清音，全曲哀婉悲伤，其中“童稚牵衣”一段，琴曲通过高音区的反复弹奏、递进与纠结，表现出骨肉分离的撕心裂肺的场面，最为悲楚动人。
中国绘画史上，以“文姬归汉”为题材的画作也是时常出现。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画家以及不同个性的画作在场景选取、内涵表达以及呈现技法上不尽相同。其中最为知名的要数宋代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此画场面浩大、设色艳丽。画作强化了胡汉之间的融合与友情，突出了曹操及其使臣的政治权威地位，蔡文姬形象反而被弱化。蔡文姬遭遇乱离的悲愤以及与子别离的哀痛，在画作中完全缺失，这也减低了此幅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或许，晚明文士更能体会汉魏人情。在晚明画家陈洪绶笔下，画作仅仅选取母子别离的一个片段，蔡文姬面色凄惨、满含悲痛，两个幼子奔走号哭、试图投入母亲的怀抱，母子伤别的撕心裂肺之感，直接跃入眼帘，生动再现了《悲愤诗》中的“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的悲怆情感。
此外，文姬归汉的故事还在历代戏剧、小说作品中搬演过。如元代金志南的杂剧《蔡琰还汉》，明代陈与郊的杂剧《文姬入塞》等，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中也有相关片段。近现代有程砚秋的《文姬归汉》京剧，以及郭沫若创作的《蔡文姬》历史剧等。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文艺作品，将蔡文姬的故事重新演绎、历久弥新，同时也寄托着特定时代、不同作者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诉求。然而，最接近汉末乱离史实、最真切表达蔡文姬真实心声的，还是《悲愤诗》的五百四十个用血泪堆砌而成的文字。
在悲惨的命运面前，蔡文姬以存在本身对此作出最有力的挣扎与抗争。蔡文姬不像屈原那样，不愿直面惨淡的人生，因而通过死亡的方式，表达忠而见弃的不满;也不像阮籍，以表面佯狂，而实际苦闷的内心，来面对黑暗无序的政治。满腹才华的蔡文姬，并没有向古代男子那样，在怀才不遇中潦倒一生，她只是希望拥有一个安定的社会，一个稳定的家庭，一双可爱的儿女，还有一个不再鄙视的眼神。为了这些女性最基本的权利，蔡文姬苟活着，她的苟活，或许比以死徇义更加伟大！在《悲愤诗》的万般苦痛的背后，涌动着一个忍辱负重、期盼未来的沉重灵魂。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蔡文姬的《悲愤诗》几乎是字字血泪，她那微弱而零星的喜悦与期待之光，在惨淡的现实面前一次次被熄灭;她将一位女性最沉痛的生命体验呈献给世人，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让后人懂得直面人世的无常，珍惜当下的美好，知道如何活得更加高尚而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