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婴，方鸿渐的真实面目
陈思呈
【导读：方鸿渐与苏小姐暧昧也好，气呼呼想写信责骂校长高松年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同一种性质，只是一个软弱的老实人不断地逃避对自我负责。】
巨婴需要一个人来帮他负责任，这个人首先当然是父母;成年之后父母力不从心，那么这个臆想中可以“替自己负责”的人，其实就是全世界。仿佛全世界都应该为他的错误掩耳盗铃，不然的话就任性或自怜，其实都是赌气。
看《围城》，无意注意到一个以前没注意过的细节。方鸿渐在三闾大学开始他的教书生涯，常感到囧，讲课时仿佛衣料尺寸不够硬要做成称身的衣服，课堂气氛又闷，学生时不时缺课。种种沮丧时，他突然感慨了起来——回国后这一年来，他与他父亲疏远得多，在从前，他会一五一十禀告父亲方遯翁的。只是现在他想象得出其回信不外是纪念周上对学生说的话，自己在教职员席里也旁听腻了，用不着千里迢迢去招来。
这细节真叫人诧异，其时方鸿渐已经28岁，去欧洲留学四年回来，三闾大学教了快一年的书，是一个回乡消息要被登当地报纸、回乡后要在本地中学演讲的人物。这时候遇事还想着“在从前，会一五一十禀告”，真不知道让人要称赞他的乖顺，还是奉他为巨婴。其实方鸿渐对父亲的态度甚为矛盾。一方面他清楚父亲的见识，这个前清举人、小县乡绅方遯翁，很可能是“最爱说教的家长联盟”组织的重要成员，平生名言是“赠人以车，不如赠人以言”。
对方鸿渐的婚事，他所赠的言是“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初见儿媳妇孙柔嘉，所赠之言则是“家无主，扫帚倒竖”，意思是柔嘉要在家里管家才是，不要外出做事，这建议成为日后小夫妻诸多争吵的根源。
方遯翁还自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古训，桌面上录着《镜花缘》中的奇方，给他怀了孕的三儿媳妇开的方子是：豆腐皮一张，酱油麻油冲汤吞服，因为豆腐皮是滑的，麻油也是滑的，在胎里的孩子胞衣滑了，容易下地。方鸿渐对父亲很了解，自然谈不上信服。比如他父亲听说他失恋了，误以为是与苏小姐，方鸿渐也不敢纠正父亲的误会，唯恐他会大笔一挥，直接向唐小姐替儿子求婚，方遯翁是会闹这种笑话的。
但同时，对这样的父亲，他有事却总要一五一十地禀告，方家逃难住在上海租界时，住周家的鸿渐，隔一两天就到父母处请安。这一方面是我们传统文化伦理的影响，“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另一方面，也许因为方鸿渐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来作为他禀告的对象。这个父亲借现实中的父亲为实体，事实上只是借了一个名分。或者这么说，巨婴都需要一个父亲，遇事可以一五一十地禀告。
方鸿渐其人，甚有巨婴人格的影子。他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与其说玩世，勿宁说胡涂。例如制作假学历这事，当时他的想法是：“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吗？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
确实他自己从没有主动提过这个学位，但不提不等于没做过，污点已经形成。待到苏小姐知道这件事之后，他——“把丈人和假博士的来由用春秋笔法叙述一下，买假文凭是自己的滑稽玩世，认干亲戚是自己的随和同随俗——”这些解释，有一种自以为老练的笨拙，一种掩耳盗铃的天真，一个老实人干的丑事，总像枚沉默的炸弹在那里，不知何时会被引爆。方鸿渐的情商不足以从容地解除后顾之忧，后来他因此如何自取其辱，也不需多说了。
而他与苏小姐的暧昧就更冤了。苏小姐需要他的爱意，这是苏小姐的需要，方鸿渐却没有能力去抵抗这样的要求。爱上唐小姐之后，方鸿渐更觉得应该与苏小姐疏远，书上说，他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重”，还时不时往苏家走动——“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没有快刀斩乱麻的勇气。”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苏小姐的恩威并重，而是方鴻渐没有力量去面对与别人情面上的破裂。
在这么“拖一天算一天”的麻痹中，他获得一种心理舒适区。人在做蠢事的时候，未必不知道后果，都是出于软弱假装不知道。方鸿渐也一样，他去苏小姐家一次，回来就后悔一次。但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乡愿式的、“维稳胜于一切”的心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
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小王子》中，小王子离开他的星球，访问了几颗星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一个酒鬼，令我印象最深。酒鬼默默地坐着，面前放着一堆空酒瓶和满酒瓶。
“你在干什么？”“喝酒。”“为什么喝酒？”“为了忘却。”
“忘却什么呢？”“羞愧。”
“羞愧什么呢？”“羞愧喝酒。”
方鸿渐从开假学历到与苏小姐暧昧，到最后失去真爱唐小姐，都有点像一个广义的酒鬼。在生活中带着酒精给予的醉意，麻木地往前走着，抱着没理由的乐观，相信他的拖延和逃避能使事情变好，能使坏事情不被命运发现。
然而方鸿渐不仅有糊涂的软弱，还有任性之后的强硬。在三闾大学混不下去，没接到高松年的聘书时，他恼羞成怒，只想发封信去发泄怒骂，倒是孙柔嘉比他成熟得多，阻止他说这么干全无必要。他内心良善厚道，却易让人看不上，比如刘东方的太太就认为姓方的小子挺无能的，孙柔嘉的姑姑也认为自己的侄女儿配错了人。但以方鸿渐的抗挫能力，对此只有闹翻，有点像小孩子对不满意的局面一阵搅浑。他的自卑心理像战时物价一样高涨，以至于赌气说要养条狗，说那样就算世界上还有件东西比我低，要讨我的好。
这样的无能和赌气，都是巨婴人格的典型。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说，中国人认为接受他制他律是好的，一个人人格有问题时，也往往不是从这个人本身去追寻这种毛病的根源，而是回到教育者身上去，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孙隆基此说很有道理。同时，也因为接受他律是好的，他也需要为一个人去“事事一五一十地禀告”，这并非一种忠实，更是一种自我暗示，一种他制他律的暗示。
方鸿渐与苏小姐暧昧也好，气呼呼想写信责骂校长高松年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同一种性质，只是一个软弱的老实人不断地逃避对自我负责。
【外一篇】
听李健吾谈《围城》
吴泰昌
从没有谁能同这位老人一般，有如此之多的文坛巨匠和他交好。他是钱锺书认可的“才子”，陈忠实的“老兄”，臧克家的救命恩人……他就是李健吾。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后畅销一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文艺报》拟请李健吾先生撰文。
1981年1月13日下午，我去北京干面胡同看望健吾先生。我将《文艺报》编辑部的请求向他提出，他当即答应了。他说，当年《围城》发表后，他就想写文章，一直拖了下来。
健吾先生拿出钱先生签名赠送他的新版《围城》给我看，顺此谈起《围城》发表和出版时的一些情况。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健吾先生和同在上海的郑振铎先生共同策划出版大型文学杂志《文艺复兴》，至1946年1月创刊。在这几个月内，振铎先生和他分头向在上海、南京、重庆、北平的一些文友求援。《围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约定的。健吾先生说：我认识钱锺书是因为他的夫人杨绛。杨绛是写剧本的，我们一起参加过戏剧界的一些活动，我写过她的剧评。他笑着说，我还在她的戏里凑过角儿。至于钱锺书，我原来的印象他是位学者，主要撰写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写小说，而且长篇小说《围城》完成了大半。郑振铎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围城》连载，他同意了，并商定从创刊号起用一年的篇幅连载完这部长篇。但在创刊号组版时，锺书先生却以来不及抄写为由，要求延一期发表。同时，他拿来短篇小说《猫》。这样，我们在创刊号发表《猫》的同时，在“下期要目预告”中，将钱锺书的《围城》（长篇）在头条予以公布。
健吾先生说，《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他写着：“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这简短的几句话也许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关于《围城》的连载，本来预计二卷五期结束，由于作者的原因，暂停了一期，第六期才续完。读者很关心这部小说暂停连载的原因，他在三期“编余”中及时作了披露：“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续稿，因钱先生身体染病，赶抄不及，只好暂停一期。”他说，有的文章说《围城》连载《文艺复兴》一卷二期至二卷六期，这是不准确的，其中停了一期。《围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围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健吾先生说，《围城》在当时长篇小说中算得上是很热闹的读物了。想不到，这部好小说三十多年后才得以重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李健吾以“刘西渭”为笔名，写下了一系列的文学评论文章，曾编为《咀华集》《咀华二集》《咀华余集》问世。上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启始，他雄心不减，想继续写些文学评论，他要写本《咀华新篇》，为我们写的这篇评《围城》，就算是这个集子的开篇。
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作者不是署刘西渭，而是以李健吾的名字打出了“咀华新篇”的栏题。在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里，作者谈了重读《围城》的“感慨”。
他说：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我当时随着郑振铎编辑《文艺复兴》，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我在清华大学当西洋文学系助教時，就听说学生中有钱锺书，是个了不起的优等生，但是我忙于安葬十年不得入土的先父，又忙于和朱自清老师一道出国，便放弃了认识这个优等生的意图。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韩愈专家钱基博的儿子，家教甚严。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他家和陈家（即柳亚子的家，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往来甚密，经陈介绍，我家便和他家也往来起来了。他是个书生，或者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担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郑振铎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着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所以“重读”《围城》，就不免引起了这番感情上的废话。
李健吾先生认为评价《围城》，首先要弄清作者创作《围城》的本意。他说：《围城》本意是什么呢？这谜不难解释，就在书里，只是有些渊博罢了。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
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整个情节，如果这里有情节的话，就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而这个平常的情节又以一个不学无术的留洋生回国后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这个留学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鸿渐。
健吾先生认为，《围城》里姿态变化的情节本身是“处在一个抗战时期的大时代里”，因而作者对众多人物的刻画富有深刻的社会寓意。他说：人民和学校流离失所，逃难者有之，蝇营狗苟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变化离奇而寻常，对国统区是最大的讽刺，对高等教育事业与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这里一怒而去，苏小姐成了香港、重庆之间的投机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坏，势利校长耍阴谋手腕，方鸿渐心情恶劣，孙小姐和他结婚与离婚，这就是方鸿渐的“命也夫！”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围城》！一场围城之战委婉叙来，极尽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动荡不安的国家大事，小百姓呼天喊地无门。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话家常。
《重读〈围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曾先后听到北大吴组缃教授和朱光潜教授谈到这篇文章。吴先生说，文章不长，但写得实在细腻。有的文章说《围城》写得好是因为钱锺书有知识、有学问。他说，有知识、有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小说。《围城》写了众多人物，主角、配角大都写活了，小说只有写出了人物，才能吸引人爱读。《围城》多年没有再版了，许多年轻的读者不熟悉，健吾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助读者确切了解作者到底在小说中想要说什么，表达什么，只有摸准了作者写小说的初衷，对小说定位评价才可能准确。
《重读〈围城〉》发表后，我曾去过健吾先生家。他关心文章发表后的反应，我将听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这次谈话中他又谈起一些有关《围城》的旧事。有两点值得一记：一是《围城》连载期间，振铎先生和他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对这部小说的好评，他俩曾计划小说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其中几位撰文。他特别提到吴组缃，组缃先生当时在南京，曾写信给他，说钱锺书学问做得好，但在《围城》里不卖弄学问，是在写人物;二是《围城》初版时，出版人在推荐这部小说的广告中说：“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健吾先生说，这段文字他是参与推敲写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