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部如砖头般厚重的小说啃读下来，是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并鼓足勇气的。好在这部小说的可读性很强，很容易让自己沉浸其中，一不留神就将其读完了。 有这样一幅对联来形容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还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完人，前两个分别是孔子和王阳明，剩下的半个就是曾国藩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虽然我们无法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但知道他的高度所在，至少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吧。 （一） 《曾国藩》这部小说有三个分册组成： 第一分册《血祭》，以1852年43岁的曾国藩在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得母讣闻，回籍奔丧开始；至1857年，因为多方掣肘，其所创立的湘勇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其父去世，再次回籍奔丧终。 这段时期，正是天平天国运动风头正劲之时，曾国藩1852年回家奔丧的途中，就差点被太平军给掳去，要不是在路途之中偶遇武艺高强的康福，并陪伴他一同回乡，说不定他的命运就被改写了。 清军在和天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屡屡败北，无奈之下只能在各地招募乡勇，让这些“民兵”担负起重任来。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皇上授权组建“湘勇”，从一介书生转向军事指挥，成为湘军的统帅的。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很顺利。曾国藩一心想建立大功业，希望通过严格的治军来锤炼这些将士，更希望湖南各方能够支持他的工作，但因为性格的刚强，与腐败横行的地方官场冲突严重，从而节节受阻，处处碰壁，甚至到了在长沙都混不下去的地步，只好将湘勇们的拉到衡阳去操练。原本希望自己操练的兵勇能够打几场胜仗，出一口心中的恶气，没想到出师不利，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眼看形势不妙自己只能选择投水自尽；羞愧的自己连长沙城都无脸进入，只能食宿在水师的战船上。好不容易重整旗鼓，扩大了水师，在沿江而下准备攻打天平天国的建都地南京的过程中，又在江西遭到太平军的偷袭，水军遭到重创，自己再次选择跳水自尽。盘桓在江西期间，又处处受到地方上的刁难，再加上被人弹劾而心生倦意，在江西战局陷入困局之时，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于是撒手军务，回家奔丧。 第二分册《《野焚》，以1858年再次出山始，至1864年攻克南京，平定太平天国终。在回家守制的一年中，经过读书、沉淀和思考，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于是改变行事方式，每到一地，主动去拜访当地的达官贵人和有影响的人士，寻求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的这一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自己的工作环境也大为好转。尽管因为过去的恩怨仍有一些人不给他好脸看，甚至在工作中不予支持，他也总是顾全大局，将自己的不满忍着；那些虽然对自己有意见但能力上确实出众的人，他也不计前嫌，总是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予以推荐，给予提拔和中用。 在这段时间内，太平军内部出现了各种问题。先是洪秀全贪图享受，到了南京之后再也不愿意离开一步，而且重用自己的亲人，不太信任与他同甘共苦、并肩奋斗的团队成员，接着杨秀清在天津谋划另立为王被杀，石达开率领部下远走他乡……这些内讧的出现，极大地损伤了天平天国的元气，动摇了它的根基，曾国藩率众抓住了这个有利的契机，一步步地向南京推进，最终终于攻克南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第三分册《黑雨》，以1864年开始裁撤湘军开始，至1872年曾国藩去世全书结尾。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是一件天大的功劳，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嫉妒。满人的统帅的正规部队一个个铩羽而归，甚至连主帅都不能保命，最终却被一个汉人抢了先，这本身就让某些人心里很不舒服。再加上攻克南京的过程中，曾国藩的部下将大量的金银财宝掳掠一空，甚至为此放跑了洪秀全的儿子一行，于是曾国藩没有得意几天，又迎来了一连串的弹劾，在朝廷里最起劲地弹劾曾国藩的，甚至还是几个汉人官员。曾的部下希望他干脆另起炉灶，他却在审时度势之后做出了裁撤湘军的决定。 湘军的裁撤使得朝廷得以安心，曾国藩被加以无上的荣誉。之后又让他带兵处理捻军，他设计了一套看上去行之有效的战术，但因为防线太长，相关区域执行者的执行力太差，终使捻军逃出了包围圈。他调任直律总督不久，就遇到了天津教案。曾国藩接到了这个烫手山芋，朝中有人主张对列强持强硬态度，绝不妥协，但慈禧太后和皇上却要求严惩相关责任人，在处境极其为难的情况下，曾国藩选择了让太后满意的处置办法，于是让自己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被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之后，他再回两江总督，一年之后谢世。 （二） 曾国藩手无缚鸡之力，临战的指挥经验也很一般，凡是他亲临指挥的战役，一般都以失败告终。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在他的九弟曾国荃即将攻打安庆之时，他就主动离开现场，以免给九弟的攻城行动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军队统帅，却成就了一番伟业，其中的原因何在？ 第一，善于识人用人 左宗棠曾这样评价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曾国藩自己在晚年的反省中，也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于相人，他把识人用人看作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本领。 曾国藩对读书人有深刻的认识，凡是有读书人来访，不论如何繁忙都以礼相待，平等相见。他身边的许多幕僚出身卑微，大多是在毛遂自荐时被曾国藩相中的。作战期间，许多方略、计谋都来源于这些普通的幕僚，并屡次渡曾国藩于危难之中。曾国藩身边还有许多忠义侠胆的义士，他贴身的保卫康福来源于市井，在曾国藩被俘和两次自杀的时候，都是康福奋力把他相救。 曾国藩善于给人才搭建舞台，让他们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湘勇初创时期，他力荐满族将领塔齐布，将其培养成了一位优秀的将领；他发现了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且又嫉恶如仇、有情有义的彭玉麟，将他一步步地培养成湘军的水师头领；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更是得到了他始终如一的呵护，尽管在曾国藩受困江西期间，两人曾产生过一些矛盾，但曾国藩却始终看好他，力荐李鸿章组建淮军，将其派到上海壮大自己的队伍，李鸿章的一生，几乎就是曾国藩的翻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做事坚持不懈 曾国藩并非天资聪颖绝伦的人。有这样一个故事：小偷半夜去他家偷东西躲在房梁上，见幼年的曾国藩正在屋里背诵《岳阳楼记》。本想等他背完回去睡觉之后下手，却等啊等，曾国藩背了大半夜都没把这篇文章背诵下来，而梁上的小偷听来听去都已经会背了。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份辛勤一份才。这句话用在曾国藩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不求近效但求长远，从小处开始，从每个细节做起来改变自我。比如每天的静坐，比如始终简朴的生活，比如每天坚持写日记，比如每日再忙也要读两页史书，比如每日临摹字帖，比如每天一早和湘军的将领们一道吃饭，比如每篇奏章都是写了改改了写臻求完美，比如坚持写家书对家人的教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曾国藩用自己的坚持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注释。 初建湘勇，在湖南和江西的官场上屡屡被排挤、压榨和指责，他忍辱负重，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不改初衷；攻打太平军，他和幕僚很早的时候就制定了一套依靠水师、剑指金陵的策略，尽管饱受质疑，但他初心不改，屡败屡战，终于成就伟业；围歼捻军，他制定了建立大的封锁区，步步为营，把捻军孤立在一个区域内的策略，虽然捻军抓住了包围圈中八旗和绿营战斗力薄弱这个弱点逃了出去，但他坚持让李鸿章继续实施这一策略，终告成功。看准了就坚持不懈，造就他内心的坚定和平和。 第三，具备理性思维 曾国藩临终之前，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次长谈，谈到自己的一个长处是比较能“忍”。能忍的外在表现通常是坚韧不拔，而内在的品格往往体现在理性和远见上。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得到信任，准予筹建湘勇，京城皇室的肃顺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与太平军苦斗又受到各方掣肘期间，肃顺始终对曾国藩爱惜有加，并多次提携。而曾国藩审时度势，理性分析认为：“肃顺虽大权在握，却树敌太多，以后会遭不测”，所以不予他私下来往。没想到他的这一分析到了后来真的应验，慈禧灭了肃顺后，没有查到曾国藩与肃顺私下来往的一点把柄。 曾国藩在筹建军队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我们在工业、在枪械制造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为此，在攻克安庆后，就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通过制造开花跑和小伙轮，来提升湘勇的战斗力。李鸿章到了上海之后，他又命其规划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使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他重视西方先进科学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工作，责成专人负责此事，并将翻译之后的书籍刻印出来，广为传播，以开民智。他还意识到仅靠引进国外的技术，始终只能跟着别人的脚步走，一定要派人到国外去学习，推动清廷的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在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时刻，他用自己超出凡人的远见卓识，启动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征程。 （三）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性格丰满的曾国藩的形象，让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曾国藩在家人面前有着非同寻常的威严，以至于母亲去世之后的丧事，他的父亲都没有自作主张，要等他回来敲定相关的细节。他在家里说话一言九鼎，家中的弟妹和妯娌等都不敢反驳、但他对外却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处处体现着读书人的知书达理。他儒生半世，虽然担任兵部侍郎等职位，对军队的运作有些了解，但总归是纸上谈兵，没想到带兵伊始，便大开杀戒，很快就获得了“曾剃头”的名号。他让康福去劝降太平军的首领韦俊，并允诺了很多好处。韦俊投诚之后又担心他心不诚，让曾国荃小心提防，在军械装备和粮草供应上也常常不到位，官兵怨言甚多。在慈禧担心他拥兵自重、变相逼着他裁撤湘军的时候，他又不惜将韦俊正法，以便裁军计划能够顺利推行。作为理学大师，在对太平天国的檄文里他打出维护传统的旗帜，但他又不一味沉湎于义理考据之中，而是注重经世之学，也成为实践“革新自强”的第一人。 杨国强教授在其著作《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说“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传统方面来看，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天下，曾国藩都堪称楷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读书人的责任，始终贯穿在曾国藩的人生之中，他的一些行动想法固然有一些私心私利参杂于内，但是总的来讲是不悖于这些原则和宗旨的。他从早年潜修“静”字，力争做到“临大事而有静气”，到后期的儒家杂以黄老之学的刚柔相济的处事之道，充分体现了理论传统与生活实践的完美结合。曾国藩的文学成就也相当高，以至于梁启超说“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也说他是个“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以书生封侯，以汉人成中兴柱石，以兵起而以善终，更能够把自己未竞的事业和理念托付给合适的人继续推进下去，这一切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这本书的作者在叙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了相对中立的态度和语气，对湘军、对太平军双方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双方都有不得不战的理由，也有着各自从无到有，从盛到衰的兴亡史。书中涉及的双方阵营中的杰出人物更是星光璀璨，读来让人感慨万千，也让心唏嘘不已。 《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