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这今几年投身于少儿国学教育的缘故，接触了不少儿童，对当下的少儿教育略有了解，并有所反思。我原以为父母亲学历高，孩子一定教得好。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的朋友基本是高知，且多在高校或文教单位供职。按理说，这样的家庭背景教育出来的小孩子，各方面都应该很优秀，但从我所接触到的来看，偏偏是教出了不少“熊孩子”。
某回参加朋友聚会，一桌子大人被一个“熊孩子”折腾得食不能咽，小朋友往大人的餐盘里倒净手的水，对大人拳打脚踢。又有朋友送孩子来雒诵堂读书，听家长的描述，孩子非常优秀，但试读的表现，却让我大为失望。孩子确实很聪明，但对人不友好，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从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结果其他小朋友纷纷向我告状，不愿意和他同学。类似的事件，遇到过不止一两次。这类小朋友的特点是个性极强，但不知礼貌为何物，不知世上还有应尊重他人之理。据我对这些小朋友家长的了解，都是极推崇西式教育的，言必称尊重儿童的个性。但我跟海外的一些朋友交流，他们告诉我说这是学西式教育学偏了。西式教育虽然以尊重儿童为本位，但是讲道理，以相互尊重为原则：儿童应当被尊重，但儿童亦须尊重他人，不得恃宠凌人。尊重儿童的天性，不等于放纵儿童，任其胡来。雒诵堂每年假期接待海外少年儿童访学，这些海外少年给我的感觉是性格开朗，且文明礼貌。于是乎，我愈发坚信高知家庭教出“熊孩子”，十有八九是西式教育跑偏的结果，误读了儿童本位，将放纵当成了尊重。
我未曾系统学习过西方的儿童本位教育理论，亦无意置一词。我略有所知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教子法，肇始于先秦，至两宋程子、朱子而集大成。以我之浅见，其核心精神，可概括为两句话：一曰“习与性成”；二曰“涵养须用敬”。
“习与性成”，语出《尚书·太甲》篇。因曾被程子《四箴》引用，更加广为人知。“习与性成”的意思，即习惯成自然。两汉时期的贾谊《新书》、《汉书·贾谊传》及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都曾引用孔子之言“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可见“习惯成自然”，虽被人们当作俗语，实则出自圣人之口，是孔门遗训。传统儒家的教育观，是要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让良好的习惯伴随孩子的成长，成为人格的一部分。一些朋友痛心于儿童从小就被学业压迫，呼吁减负，强调儿童应以游玩为主。窃以为，儿童固然可以以游玩为主，但父母师长尤不可以错失少儿人格养成的黄金时段。中国古话“三岁知老”，自有它深刻的道理。西方行为心理学派颇重视儿童期生活对人格的影响。中国传统教育，对儿童期人格养成则重视得无以复加。讨论教子法的，没有比《颜氏家训》说得更诚恳实在的。《颜氏家训·教子》篇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颜之推的意思是孩子得从幼小教起，让他从小知是非对错。如果什么都顺着小孩，做错了事也不及时纠正，放纵惯了，长大了再要他改，便是往死里打也没用。这就好比一棵树，如果小树苗时稍微长歪了，尚可以扶正；长大之后如果是歪的，你想让它变直，简直比登天还要难。积习难改，坏的习惯一旦养成，便难纠正。因此，中国传统教子法，最重视从小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传统中国理解的好习惯，曰“正”、曰“敬”。传统诗教，一言蔽之曰“思无邪”；传统礼教，一言蔽之曰“毋不敬”。这两方面，对儿童人格教育尤其重要。中国古代，尤其重视太子的教育问题，自殷周时期即形成一整套保傅制度。贾谊《新书·保傅》篇说：“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嗜，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保傅制度的核心思想，是让小孩子从小受“正能量”影响。从小所见、所闻、所习、所为，无一不正；长大了，自然是个正人。《论语·颜渊》篇记载孔子教诲颜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要求，皆是须“正”。北宋大儒伊川先生程颐发挥此一思想，写成《（视听言动）四箴》，反复叮咛，亦无非一个“正”字。如何“正”呢？儒家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近思录》卷十一记伊川先生之言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智）思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豫”，即预防。好比先打免疫针，以免感染病毒之后患。从小根正苗红，长大了，就不怕邪魔外道。
如何是“正”？符合礼的要求，是外在判断。内心起敬，则是自省功夫。所敬者，天理也。天理正大光明。儒家的传统里，说“敬”，便是含了“正”的意思在里头。至于文明礼貌，则更是“敬”字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传统，尤其重视孩子的礼仪教育。《近思录》卷十一记横渠先生之言曰：“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如何教小孩子文明礼貌？儒家的方法是从细节做起。譬如长辈用手来牵自己，家长要教小孩子用两只手捧住长辈的手才是正确的礼仪；如不如此，便是失礼。若事事如此引导，小孩子自然养成安详恭敬之性格。如何让小孩子养正起敬，儒家的方法是熏陶和引导。“涵养须用敬”，是程朱派修身的不二法门。程朱派将此一思想贯彻到少儿教育法中，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置于识字之先。朱子《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此一指导思想，为数百年传统中国所坚持。即使是经过文革劫难，此一传统在乡土中国亦未尝中断。我家乡皖南乡下，七八十年代仍是如此教育孩子。我小时候，每日早起，便是在父母指导下洒扫庭院；家里来了客人，要给客人打水洗脸、递毛巾、斟茶倒水，凡与长辈交接，必须用双手，用敬辞。但这一传统，随着乡村生活的被破坏，渐渐消失殆尽。窃以为，传统中国教育的终结，不在于清民之际新式学校取代旧式学校，而在上世纪末乡土生活的彻底消亡。
以“习与性成”与“涵养须用敬”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传统教育法，重视在规矩之下培养孩子的好习惯。规矩的要义，不在打骂，而在规范和引导，使孩子明理、懂礼。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派，尤其是行为学派，重视“习得”一词，即强调孩子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学会各种行为规范。这一观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儿童的主体性，但儿童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教育的意义，是使儿童更好地成为社会人。人是社会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儿童的社会行为习得过程，首要之义便是要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因此，礼仪教育，在少儿教育中必不可少。小孩子终究要融进各种各样的集体，固然不必迎合他人，但要学会接受他人并让他人接受自己，过度自我中心会带来各种交往障碍。礼仪的要义是尊重别人，说到底是恕道，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先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约可以成为人与人交往的普遍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即便是儿童，也不能过于自我中心，全凭自己的喜好来行事，而要更多地考虑如何与人相处，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
如果我们将教育视为帮助少年人社会化的一个环节，则不难理解规范和引导的重要性。放纵不是教育，规范和引导才是。而如何规范和引导，是教育研究的重点所在。伊川先生回忆幼年时期所受其母教育时，提及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喜欢跑动，有时候不小心跌倒，母亲必定要让他反思为什么会摔倒，教导他若是好好走路必不至于跌倒。伊川先生后来做年幼的宋哲宗的师傅，有一次听说宋哲宗盥洗时刻意避免水伤蚂蚁，便及时引导哲宗要将此爱心推及天下百姓。母亲对幼年程子的教育，以及程子对年幼哲宗的教育，都是很及时的针对性引导。而这引导的方向，则是正确的价值观。
不断有朋友问我雒诵堂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我总是答复说雒诵堂的教育理念来自程朱二子，无外乎“习与性成”与“涵养须用敬”两句话。雒诵堂重规矩，注意引导小孩子养成“思无邪”与“毋不敬”的君子人格。来雒诵堂面试的家中总是关心面试考什么，我总是答复说不做任何知识性考察，只看孩子的心性和教养。因为知识和技能的学习，相比于人格的养成，容易许多，也次要许多。雒诵堂入学教育第一课，我总是告诫孩子们对人要友好，要学会尊重他人，凡是想用别人的东西，一定要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雒诵堂课堂内，无论何种活动，都遵循长幼有序原则。久而久之，即使是去公园雅集春游，哪怕几十人一起划船，也都井然有序。平时上课，我总是要求孩子坐端正。告诫他们坐不端正，便是心有懈怠。写字，我总是要求他们一笔一画写端正，告诉他们此亦是持敬功夫。两三年的教育实践，我从孩子们身上确实看到了变化气质的效果。这也使我更加坚信中国传统教育法有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