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三年的收获比我过去30年的收获还要多。所以我就斗胆总结了6个词，来描述什么是真正的有效学习，而不是那种“考完立焚”的无效学习。这6个词分别是，意义、兴趣、方法、实践、伙伴、反馈。 我曾根据蒲公英教育智库总裁李斌的建议，扫描了一下全球，看看有没有哪些学校符合这样的场景，提供一些对我们有参考意义的范式。其实现在厌学的情绪不光是在中国发生，有标准化考试的国家都深受其害。学生为什么不爱学习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学习，也没有办法被大人说服学习，只是为了考一个大学或者找一个工作而学习。现在有很多农民，房子被国家征迁之后，三代人都不需要工作了，他还学吗？大学生毕业以后，在职场里面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他还学吗？ 在印度尼西亚美丽的巴厘岛上，有这样的一所特别的学校叫the GreenSchool。校如其名，整个学校没有用一砖一瓦、一钉一铆，整个校园是用竹子建的。比这个更特别的是，他们取消了所有那些为了学习知识而设的学科课程。全校的师生只关心一件事情——可持续发展。他们所有的课堂活动、课外活动，都直接服务于这个主题，比如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得更美好、更环保、更宜居，给了孩子们一个大过于他们自身世界的使命感。学生们的学习开始变得有效了。 我今年10月份在德国访学三天，拜访三所学校，发现了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情况。德国早在小学四年级就给学生分流。什么意思？就是老师会告诉学生，A孩子，你学术能力特别强，你适合去上文理中学，可以去尝试考大学；B孩子，你的动手能力特别强，你喜欢拆东西，你适合去读职业学校。请记住，他们的分流是1234四种方向,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震惊。我说你们家长不闹吗？他说怎么会，孩子喜欢！我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尊重了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们的兴趣是所有学习的起点。 我们中国，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孩子，都只有一条赛道，无论怎样，你先考大学再说，考不上了，咱们再考虑职业学校，而不是像德国一样在四年级就开始告诉他们，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人生。我们生生把一些明明可以成为米其林厨师的孩子变成了终身郁郁寡欢的律师和会计师。不光是中国，美国大学现在辍学率也高达45.2%了。所以，读大学是不是真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我觉得，这是挺坑爹的价值观造成的，现代悲剧的起点。 一个老师面对50个天分、兴趣、学习习惯、学习偏好迥然不同的孩子，无论你再有三头六臂，学习一定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你们同意吗？可汗学院诞生了，中国有了得到，有了各种慕课平台，有了更多的线上资源，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孩子们根据他们各自的兴趣、各自的节奏、各自的学习习惯，用他们适合的进度去学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事？ 我甚至有点腹黑地想，这些老师明明知道，网上有一个人比他教勾股定理教得还要好，还要精彩，仍然拒绝这种线上资源，是不是因为除了讲课本，他啥也不会呢？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学习的中心发生了转移，不再是学校了，学习的中心转移到每个人手里，转移到电脑和手机上。 这个事实我们必须尊重。无论是杜威的做中学理论，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在告诉我们，不光伏案学习才是学习，不只是纸笔学习才是学习，真正的有效学习是需要手脑并用的。这些年在蒲公英教育智库和《新校长》杂志的推动下，我很欣慰地看见很多学校开始尝试项目式学习了。 这几年我讲High TechHigh讲得有点审美疲劳了，今天我换一所学校，就是印度的这所Riverside学校。他们的校长是Sandy，我特别喜欢他。他除了给我那种有非常有温度和有力量的拥抱之外，还给我分享了一个故事。他今年把一位因车祸造成半身不遂的老师请到了教学现场，让孩子们帮这位老师。一开始，孩子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帮他，怎么帮他。校长就让每个孩子把自己左半边的身体用胶带给绑起来，半天之后，孩子们不但设计出了很好用的轮椅，还有很好用的其他辅助工具。最关键的是，他们理解了同理心，理解了换位思考，理解了慈悲。 这些年看，对项目式学习，我也看到一些问题。很多学校为了让校长有政绩，让老师有面子，让家长觉得学校没有在胡闹，过度干预了学生们的项目式学习，很多项目学习流于形式，是假的。回归PBL的本源，它不是projectbased learning，而是problem basedlearning，是要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而发起的学习，这才有可能是真正有效的、持续的学习。 拜访这所全世界最棒的酒店管理学校EHL（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也让我大开眼界。这个学校很特别，只有一个专业——酒店管理，全校的师生，无论是谁，都选同一套课程，97%的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但是只有47%的人去了酒店行业。剩下的50%多去哪了？校长说，“去哪都行，因为我们学校只教学生两件事情，第一，如何解决问题，第二，如何与人相处。”我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学习和评估都不是以个人的方式进行的，都是小组。 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你想一想，考试这件事情，一群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以跟任何人交头接耳，不可以使用任何工具，完成同一张考卷。这件事情，除了在学校里发生，没有任何使用场景，我们就算获得了这种所谓的应试能力，也是毫无用处。 21世纪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时代，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所以，如何面对考试的荒谬性，如何能够带着镣铐起舞，让学生有他自己的目标，协同的目标，一群人一起实现的目标，可能更为珍贵。 就算你不了解英国惠灵顿公学这所贵族学校，你至少看过哈利·波特吧。在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house，在北大附中叫书院。它有个什么特质？就是让大孩子跟小孩子一起学习。大孩子在帮助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责任感、被赋能的学习力和深度思考的能力，而小孩子在模仿大孩子的时候，他们获得了支持，获得了帮助，能够更健康地成长。 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真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忘记了很多学习，它们不是老师教的，是爸爸教的，是在跟兄弟姐妹的摸爬滚打中慢慢习得的。所以，跨龄学校、跨龄教育是不是也该被重新提上日程？我们总觉得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的学习效果，这句话冠冕堂皇，没有一点错误。但是总结性的评估，大部分是用来淘汰和选拔，而真正有效的过程性评估并不是这样子。 在中国，教育创新步子迈得最大的探月学院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就是用feedback（反馈）这个词全面取代assessment（评价），这个事情我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供大家思考。 总结一下，只有使命驱动的，符合孩子的个人兴趣的，有大小伙伴支持，然后有及时的、个性化的反馈的，手脑并用知行合一的学习，才有可能是有效学习。 新范式倒逼关系的重构 回到关系这件事情，既然学习的范式发生了变化，关系一定会发生变化。 老师会怎样？在学前教育领域，我个人认为意大利的瑞吉欧是比蒙台梭利更先进的幼教理论学派，我非常喜欢。他们有一个特点，在整个幼儿园里面，由一个老师带领一群孩子一起做的活动少之又少，每天都会根据孩子当下的兴趣，当下的好奇心，让他去用各种工具、各种材料，去探索斑斓的世界和他们斑斓的自己。老师只默默做观察者、记录者和档案研究者的工作，用他们最敏锐的职业素养去提供最及时、最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引导。 同样在探月学院，学生们也做出了一种新的关系的表率。在探月，学生不光可以选课，还可以自己开课，只要你能找到足够的人，大人小孩都可以。共同有一个话题，你们愿意去探索，你们就一起去探索，一起去开这门课。探月给了学生们一个机会，成为一个创变者，成为把学校变成你希望的样子的那个人。 这样的学校里面，就会出现老师和学生的师生关系重构。他们都是终身学习者，而且他们不光是课程的执行者，更是整个学习体验的共同设计者。就像维也纳共学村，就像德国的ESBZ一样，很多学生就成了学校的同事，他们也可以转变成老师，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把本来是告诉学生错了、败了、出局了的裁判角色，转变成了一个告诉学生“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尝试新的工具，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试”的教练。 我前两天反复思考这个关系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写了一篇文章，说我要招学徒，结果有近2万人阅读，60多个孩子递交了完整的申请。这件事情起心动念，就是因为读到的一本书中提到了匠人精神和学徒这件事。我觉得现在在师生关系中缺了一点点东西。我回想那些给我影响很大的恩师，那些写到我书里面的那些老师们，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共性——我都吃过他们做的饭。 我特别想说，在师生关系里面，老师如果有机会给孩子做顿饭，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我跟我的学徒们说，我不是来教你们什么手艺的，我也不会木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些我们自己有兴趣、有激情的事情，一起来做一些事情，比如推动教育创新，比如改良教育生态，比如促进教育公平。 重构的关系呼唤结构的改变 还有各种的关系重构，限于篇幅，我没有办法太展开探讨。老师、家长、学生、校长之间的竞争关系，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去成为一种协作的关系？能不能让老师们也做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让美术老师去教教数学，我觉得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怕失败，所以各种关系的重构会导致一个结构的重构，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重塑组织》这本书大家都很熟了，李斌老师让我再找找，有没有更接中国地气的青色学校？我找了，真没有。因为你看见过好的东西，你就退不回去了，你就发现我们的学校都是红色、橙色和绿色的学校。我真的向往和呼唤青色学校时代的到来，青色学校时代的特征，大家读过此书都知道了。 最后，给校长们支几个招。我在做校长的时候也觉得特别忙，特别累，但是后来我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表格，列出了一些我会做、爱做、不得不做的事情。然后，我再追问自己，是不是非得我做，谁也能做？敢不敢授权？ 我认为凡是能让老师做的事情，校长都可以不做。凡是能让学生做的事情，老师也不用做，但是前提是，你敢于接受让他们搞砸的结果。回过头去想，其实搞砸一个毕业典礼，雇错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在美国做校长的第1年，我其实都没有教过小学。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不可能，只是你不敢想而已。 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体制、抱怨制度，但我们忘了自己恰恰也是各个体制中的一员。雪崩来临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厌倦了现在不能再糟糕的教育，不能再糟糕的时代，我们就做勇敢的一点点改变，成为你希望看见的改变。 （本文由新校长传媒根据独立教育学者钱志龙博士在第六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